论中国宪法的实施机制

从行政公法与刑事公法形成的历史动因来看,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并非基于某种抽象的学说,而是基于特定的司法裁判程序设置以后审判实践之需要,法律程序在相当程度上形塑了法律规范的内容。宪法规范的调整范围涵括了公法与私法两大领域。代议机关的“立法程序”、行政机关的“肯定性行动”、特定机构的“宪法审查”等公法程序,构成了宪法实施的“公法机制”类型。“物权法”相关条款承接与转换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条款,构成了宪法的私法实施条款。此外,司法机关在民事案件审理中的“合宪性推定”、“合宪性解释”,亦得构成宪法实施的另外一种“私法机制”。不过,宪法条款经由公权部门之适用介入私权领域和私法体系时,在侵权案件中还需遵循“私法规范优先适用”原则,在公权介入时还需遵循“比例原则”与“辅助性原则”。     

版权领域行政权作用机制研究——基于霍菲尔德基本法律概念的个案分析

在当前公私法不断交融的趋势下,行政权也越来越多地渗入到版权领域。从＂卡拉OK版权费用风波＂的个案中可以看出,若要规范行政权对版权的影响,必须转变辨析知识产权公私属性的价值分析方法,借助霍菲尔德基本法律概念的分析法学工具,才能厘清行政权在版权领域的真正作用机制。     

现代劳动法的法域地位

在世界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中 ,都不同程度的出现过“私法公法化”或“公法私法化”的现象 ,其实质是公法与私法相互交融渗透的表现 ,同时也为第三法域———社会法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契机。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复杂化与多元化 ,也促使社会法的发展与完善成为必要。劳动法因其兼具公法和私法性质特征而归属于社会法 ,并且以其独特的部门法特点而区别于经济法 ,确立了其独立的法域地位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公私法区分的控权价值

从古罗马公私法区分理论的提出,到近现代以来公私法发展的实践,均说明公私法区分源于控制公权力的需要。我国当下法治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公权力的过度使用。以控权为初衷的公私法区分理论,对于解决我国当下公权力滥用问题,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我国应当确立公私法区分原则,将权力支配说作为二者区分标准,以具体法律规范为识别单位,按照分工法定与私法优先的精神确定二者对社会关系的调整。     

从保护模式比较研究中浅析数据库的信息财产权保护

目前各国数据库的保护模式主要有版权保护、特殊权利保护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木文通过对这三种数据库法律保护模式优缺点的比较,提出了数据库属于区别于知识产权和物权客体的信息财产,对数据库的保护应该通过新引入“信息财产权”的方式进行。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关问题研究

世界各国对植物新品种的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重视。中国已有的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与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和生物技术发展实践的要求相比,在育种方法、受保护植物的种类、植物新品种权的范围和权能设置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分析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弊端与不足,提炼可资借鉴的制度设计理念和要旨,思考完善我国植物品种保护制度的路径。     

历史维度下之法国、德国人格权民法保护模式探析

人格权在现代社会中愈发重要,而民法学界就如何进行人格权的保护、采用何种模式进行保护却存有诸多争论.19世纪法国、德国就已经在各自的民法典中对人格利益的保护予以一定关注,但二者所采取的保护模式是难以使人格权得到充分保护的.20世纪随着人权思想的普及,一种更为科学合理的保护模式即人格权的法定化逐步被各国普遍采纳.这对我国即...     

浅论农民权利与公法之间关系

农民权利就是农民基于其农民身份而享有的权利。与私法的消极维护相比,公法的功能在于积极的保护。宪法的静态规制功能是赋予农民权利以平等保护的前提,行政法的动态调整功能是给予农民权利以倾斜性保护的条件;农民权利的享有和行使是对宪法合理性的证成,其享有和行使的程度是行政法价值的体现。     

自然法视阈中的公法解释基本原则

自然法学强调法和法律的区分,认为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法律之外存在法.在私法领域,基于私法的造法性以及制定法的局限性,适用法律时允许依法解释或在法律之外寻找法的做法易为人们所接受;但在公法领域,鉴于公法限制公权力及保护私权利的性质,公法解释是否还能突破公法的明文规定甚或在法律之外再找法？本文认为,公法原则或公法理念是人们经过长期实践认识到的真理,本身即为法,公法规范若不合这些原则或理念,应被摒弃,转而适用其他合法之规范,公法涉及公权力行使的法律漏洞不允许以扩大解释作填补,惟涉及私权利享有之法律漏洞允许依法扩大解释.公法解释应遵循合法原则、合理原则、合目的原则和合程序原则.     

论制约我国大学生权益公法救济的现实障碍

学术自由精神和大学自治理念决定了司法审查对大学治理的介入必定是有限度的。但是,即便是这样有限度的介入,在我国法治实践中也遭致了现实的困境与尴尬,从而使大学生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救济与保障,大学成为法治的真空地带。究其原因,以下几个方面的体制性障碍值得关注和探讨:大学"自治规章"审查机制的缺失;"内部行政行为"理论的思想禁锢;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现实困境;教育行政规章的压挤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