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宪法的实施机制

从行政公法与刑事公法形成的历史动因来看,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并非基于某种抽象的学说,而是基于特定的司法裁判程序设置以后审判实践之需要,法律程序在相当程度上形塑了法律规范的内容。宪法规范的调整范围涵括了公法与私法两大领域。代议机关的“立法程序”、行政机关的“肯定性行动”、特定机构的“宪法审查”等公法程序,构成了宪法实施的“公法机制”类型。“物权法”相关条款承接与转换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条款,构成了宪法的私法实施条款。此外,司法机关在民事案件审理中的“合宪性推定”、“合宪性解释”,亦得构成宪法实施的另外一种“私法机制”。不过,宪法条款经由公权部门之适用介入私权领域和私法体系时,在侵权案件中还需遵循“私法规范优先适用”原则,在公权介入时还需遵循“比例原则”与“辅助性原则”。     

在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二十世纪以来，法律发展的新趋势是私法的公法化与公法的私法化。随着社会的变迁，人权的凸显，刑法的公法性质也受到了意思自治理念的渗透。刑事和解制度就是这一进程的结果之一。     

诚信与公法关系探讨

诚信不仅适用于民商法 ,在公法领域也同样适用。宪法中应该坚持诚信原则 ,制定宪法要诚实 ,实施宪法要守信。诚信是刑法的内在道德要求 ,在刑法中通过一系列原则规定、制度设计、罪名安排等得以体现 ,并且刑法通过特有的内容和手段 ,推动诚信在全社会的建立。随着行政法的发展 ,诚信也逐渐成为行政法的一种内在要求。     

法体系基本结构的理性基础 --从法经济学视角看公私法划分和私法公法化、公法私法化

本文以法经济学视角对法律体系的基本结构进行分析以揭示其背后的理性基础.人具有社会性又具有自私性,必须通过社会合作将二者加以协调.国家存在的合理性在于比单纯的社会自发调节在实现社会合作上成本更低.合作即意志行为的协调,包括"意志自由"型(自愿交易的合作)和"意志支配"型(强制的合作),它们都需要耗费一定成本.私法适宜前者,公法适宜后者.但是,市民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交易并不是真正的"意志自由",需要国家意志的强制干预来加以平衡;而国家干预会面临高昂的组织管理成本,需要适当引入自由协商机制.     

公法文化传统与中国法治建设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着浓厚的公法化特点。传统公法文化今天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并对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起着巨大的阻碍作用。为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必须完成对传统公法文化的现代改造。     

社会结构变动下的法理念和法律调整--经济法独立的法理思考

按照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经济法作为法现象和一个法部门,其出现和发展得益于法哲学的发展.社会结构从"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二元结构到"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国家"三元结构的发展,确立了"私法--社会法--公法"的法律三大结构论.从而经济法属于社会法的领域,它的发展以社会本位为价值取向.     

论公共企业的法律属性

我国公共产品供给难以满足社会需求的深层原因是公共企业法律制度的缺失。现行法律规则体系虽对涉公共利益企业进行了多种表述,但均有不足,应以公共企业概念予以统一。公共企业因所提供产品的公共性,在经营中具有明显的公法性特质,但同时作为市场主体,又具有追求效率的私法性品格,成为一种特殊法人。为防止公共企业在经营中将公法责任遁入私法,应从市场准入与退出、治理机制、交易行为、价格管制、信息披露以及公共利益救济等多方面进行特别规制,并通过构建《公共企业法》弥补当前公共企业法律制度的缺失,最终促进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论事业组织法人化

为提高公共服务效率而赋予事业组织一定的自主自治权是必要的,但作为公立机构,其法人自主自治权应受到相关公法的规范。为此,需要借鉴公法人理论,构建我国事业法人制度,明确事业组织在公法上的地位,赋予事业组织公法上独立的人格,建立公法上的问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