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

<正>重要会议中国退役士兵就业创业服务促进会成立大会召开9月5日,中国退役士兵就业创业服务促进会在京成立,这是目前唯一专门为退役士兵就业创业提供服务的全国性民间组织。民政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姜力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姜力要求,促进会要当好政府的参谋助手,采取多种形式为退役士兵就业     

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工作发展研讨会综述

正由上海市民政局与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主办的"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工作发展"研讨会于2014年1月8日在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召开。本次研讨会共聚集了政府领导、企业负责人、社会组织代表、专家学者代表等50余人。国际救助儿童协会上海项目经理、企业责任咨询创始人贾影作了题为"企业参与社会公益的路径与挑战"的主题演讲。他提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参与社会公益的新路径:将公益项目产品化。首先,企业参与社会公益时要选对人,选择与企业理念一致的社会组织。其次,为实现公益项目产品化,要做到     

上海公益招投标和公益创投的创新发展

2009年4月至5月，政府购买服务的创新实践——上海公益招投标和公益创投分别拉开了帷幕。此后的3年多实践中，上海公益招投标工作平台委托事业单位负责创新探索，公益创投工作平台委托社会组织负责创新探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论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奖励制度的正当性北大核心

环境公益诉讼的奖励是国家对提起公益诉讼并促使诉讼主要目的达成的私人原告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赞许和鼓励。该制度在经济学、管理心理学、伦理学、哲学和法学理论层面存在正当性,从我国的法律、经济和文化的具体情况来看也存在必要性。私人原告只有在判决胜诉、善意调解和起到催化剂作用三种情况下才有资格申请奖励。该激励制度一方面是通过经济上的刺激,另一方面是通过社会的认可和赞扬来解决目前"无案可审"的局面,物质和精神奖励并行的方式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发展路径

正在构建中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反映了国家转变发展方式和治理方式的努力.我国早在十余年前就已经有了关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探讨和司法实践,现正开展的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试验,展现了未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的发展路径.目前的制度试验具备了形式合法性和实质正当性,对其现实可行性的判断并不能依靠类似制度在其他国家的经验,而要考虑我国实际变化中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是否能够成为更为有效的政治控制手段.     

中国环境公益诉讼专家陪审制度的确立与完善

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法官对科学技术高度依赖,审判组织表现出整体专业性不足的弱点。为解决这一客观问题,有针对性地引入专家陪审制度是最简捷有效的方式。文章分析了环境公益诉讼专家陪审制度的功能定位与特殊性,并对比分析环境专家陪审员与职业法官、其他领域专家陪审员的关系,提出要明确公益诉讼专家陪审员的诉讼地位以及构建"鉴定人-专家辅助人-专家陪审员"制度衔接机制的设想,从环境专家陪审员的选任条件、参审方式、适用范围、权利义务规定以及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建立程序规则。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出庭公诉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现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出庭公诉工作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论民事小微公益诉讼诉前和解

民事小微公益诉讼案件可以采用诉前和解的方式处理。民事小微公益诉讼诉前和解应当遵循自愿、合法、分清是非、公开、审慎的原则来确定其适用的具体条件和内容,还应该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效衔接,并处理好诉前公告等实践问题。在被告积极承担民事责任并弥补其所造成损害的前提下,应允许检察机关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对这一行为所涉及的刑事诉讼作出不起诉决定,或提出从轻、减轻量刑的建议。     

强化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检视与完善的举措分析

在互联网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收集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泄露等行为却也日渐加剧,人们的个人信息权益容易遭到侵害,却无法很好地应对或抗衡.当下应发挥出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作用,这是公民寻求帮助的重要途径,可以对个人信息权益进行有效保护,同时应降低个人诉讼成本与取证难度,切实提高公民的维权效率.本文对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检...     

检察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衔接

检察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都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依法依规追究环境破坏责任、实现损害赔偿和生态修复上殊途同归。当前,二者衔接不畅的原因主要在于信息共享机制尚不健全,磋商机制实效性不强,诉讼序位仍有待厘清,证据移送及协同调查规则不明确,生态修复责任需落实落细等。为加强两种诉讼制度的衔接配合,避免不同机制功能重叠和行政司法资源浪费等问题,诉前应建立线索双向移送和信息共享机制,设置磋商前置程序,确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优先顺位;诉中应建立并完善证据移送与协同调查机制;诉后应强化生态环境修复义务的履行与相应的检察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