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侦查问题初探

新刑诉法第140条、165条、16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的一切证据材料,可以退回补充侦查两次,也可以自行补查,也可以建议人民法院延期审理,补充侦查。取消了原刑诉法第108条有关人民法院可以将案件退回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或要求撤回起诉的规定。由此,使人民检察院成为刑诉过程中唯一有权决定对案件进行补充侦查的机关。这有利于检察机关有效地行使检察监督权,防止错案漏犯的发生,避免出现公、检、法三家意见不一使案件久拖不决的现象。检察机关充分行使好补充侦查权,对提高公诉案件质量至关重要,下面就实际操作中有关涉及补充侦查的情形和存在问题试作探讨商榷。     

浅议如何加强庭审举证搞好出庭公诉

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进行改革后,辩双方对抗性大大增强,公诉人承担了指控犯罪的全部举证责任。如何进一步加大举证力度,增强举证效果,即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公诉主张,及时准确地打击各类刑事犯罪活动,也关系到检察机关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笔者结合庭审实践,就举证工作谈几点认识和体会。     

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代理

在诉讼理论上,有学者将被害人划分为狭义的被害人和广义上的被害人,狭义的被害人即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广义上的被害人则包括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自诉人以及他们直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的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①因此,笔者将刑事代理划分为狭义的刑事代理和广义的刑事代理,狭义的刑事代理是指公诉案件被害人的代理,广义的刑事代理则包括公诉案件被害人的代理、自诉案件的代理和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代理。附带民事诉讼的代理,实质是民事诉讼代理制度的移植,而自诉案件的代理有其特殊性———当被告人提起反诉后,代理人将一身二任,同时代行控诉职…     

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委托司法鉴定若干问题

公共利益领域广泛,很多领域具有专业性。在检察公益诉讼办案实践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对相关专业领域的专业问题委托专业机构或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检察机关委托的鉴定属于司法鉴定的范畴,检察机关与司法鉴定人之间是司法鉴定法律关系。作为第三方民事主体的司法鉴定人,其地位相当于检察机关的辅助人,司法鉴定人的鉴定行为是检察机关调查取证行为的延伸。检察机关委托司法鉴定时应避免约定《合同法》上的权利义务,对鉴定费用可以在委托鉴定函中以“在案件执行款中优先受偿”等方式作出安排。目前,公益诉讼各领域司法鉴定收费标准不明确,亟需相关部门出台规定予以完善。同时,为适应公益诉讼发展需要,可以在检察系统内部建立公益诉讼鉴定机构。     

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实务观察和规制完善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全面实施至今,各地检察机关在食品安全领域不断探索提起惩罚性赔偿,取得较好效果。以C直辖市检察机关的司法实践为样本,分析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法制沿革和必要性,发现目前还存在法律规定不够完善、证据准备面临难题、计算方法存在不足、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等问题。立足于司法实践的需要,可以从完善立法规定、强化证据准备、细化计算标准、构建管理制度、规范赔偿使用等方面进行改进。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国家观的视角

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且相互对峙的政治哲学当属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它们争论的焦点是"弱国家"与"强国家"的国家观,具体展现为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价值优先序列的选择。无论从规范理论还是从政治实践的视角来审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国家观均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二者的争论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决不能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作非此即彼的简单化选择,而是应寻求"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某种程度的衡平。     

排污许可证制度的法理探析

“排污权”是社会个体的环境权益,排污许可权是环境公益集中代表,排污许可权由环保机关行使,其所有权属于人民。“排污权”及其与排污许可权之间必然有矛盾、冲突,排污许可证制度则是这些冲突相妥协的结果,也成为进一步协调这些冲突的工具。     

中央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调研组到山东潍坊调研

9月9日,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王立英带领中央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调研组到山东潍坊调研事业单位改革情况。省编办副主任李显升、刘书伟,潍坊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张小梅等陪同调研。座谈会上,王立英认真听取了潍坊市事业单位改革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了市教育局、市卫生局及安丘、昌乐等部门和地区的事业单位改革情况。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与诉讼请求关系研究

正确界定诉前检察建议与诉讼请求的关系是厘清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关系、完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必然要求。现阶段,《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第75条虽然已将诉前检察建议与诉讼请求的关系规定为一种“衔接”关系,但由于法律规定模糊、理论研究滞后,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二者的目的是否完全一致、二者的精准程度是否完全等同以及如何理解二者在逻辑上的衔接性等问题,认识并不一致,严重影响了司法的规范性。为此,应以目的理论、法律监督理论以及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关系理论等为依据,从程序目的、检察机关的法律职能以及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关系等层面出发,对二者的目的、精准程度以及逻辑关系等进行全方位剖析。     

网络诽谤案件的公诉化诉讼机制构建

我国诽谤案件刑事诉讼机制长期以自诉为原则,公诉为例外,有利于保护受害人隐私,促进社会关系的自主修复。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诽谤事件频发,自诉为主的诉讼机制逐渐难以应对网络为媒介的诽谤行为。网络诽谤与传统诽谤案件相比,受害主体更为随机、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社会危害更大,且网络诽谤常以匿名方式进行,网络诽谤事件受害人自行诉讼的负担也更大。虽然相关部门针对网络暴力进一步明晰了网络诽谤公诉的标准,但多为发生严重后果之后的救济而非事中阻断。网络诽谤案件的自诉基础逐渐消解,公诉程序优势日益凸显,吸收自诉程序的重要价值,在相关指导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公诉范围,逐步建立网络诽谤案件完全公诉的刑事追诉机制具有现实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