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机关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由一个案例引发的思考

一个真实的案例反映了现实中一个常见的现象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就同一事实作出两个以上不同决定时,其中一个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被起诉,其他行政机关是否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参加诉讼?由此推而广之,行政机关能否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在哪些情形下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本文将行政机关分为具有民事主体身份的行政机关和具有行政主体身份的行政机关两种情况,阐释了行政机关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原因,并对行政机关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具体情态进行了探讨.     

行政诉讼与企业性质的审查认定——以“中国行政第一案”为视角

行政诉讼中企业性质审查和认定的问题缘于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渡期，本文以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诸多“红帽子”企业为基础展开论述；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审查认定企业的性质，无论是基于诉讼手段的选择还是诉讼结果追求的目标，均可在现行法律法规中找到充足的依据；行政诉讼中的企业性质审查认定与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并不矛盾，而且与民事范畴的确权之拆迥然不同，二者不能混淆。     

试论行政诉讼和解制度

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以“协调”方式处理行政案件的现象大量存在。国外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存在,也说明行政诉讼与和解制度并非是绝然排斥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成立有其正当性基础,实践中事实存在的“和解”应予承认并进行规范。行政诉讼和解的主体必须包含原、被告,和解须在判决确定前进行,并须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和解当事人就和解事项应具有处分权,和解协议应不违法。有效成立的诉讼和解具有确定力、形成力和执行力。     

试析高等学校能否成为教育类行政诉讼被告

随着民主与法治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正日趋完善,行政诉讼案件的数量和种类也是与日俱增,涉及高等学校和学生之间纠纷的案件更是越来越多。但是,高等学校究竟能否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人,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还存在许多的疑问。笔者就针对高等学校能否成为教育类行政诉讼被告的问题进行分析,帮助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教育类行政案件。     

美丽而诱人的“毒树之果”：法官制度创新的限度——经由“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展开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一案，为学生状告学校获得法律救济打开了司法的大门。但是，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北京科技大学，理所当然地拥有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颁发权，法律封高等学校各项权利的规定以及由“国务院授予”的学位授予权，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政府规制措施，并不构成行政法上的授权，因而，北京科技大学也不具有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而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以及封学生的纪律处分行为也不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内。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正是以一个不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高等学校为“被告”，受理了一起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政诉讼”案，并封北京科技大学的内部规章制度行使了其并不拥有的司法审查权，从而“发展”着法律。     

民事诉讼是否可以附带行政诉讼

在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交错发生、民事争议与具体行政行为关联的情况下,争议的当事人可以有不同的诉讼选择,但诉讼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确定民事权利。建立民事诉讼附带行政诉讼制度有其充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民事诉讼附带行政诉讼可以扩大审判权对行政权的制约监督范围,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维护司法统一,充分保障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     

见义勇为者状告公安局背后

任建平一生坎坷，中年得子，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他没职没权，又不希望走歪门邪道去给儿子升学铺设道路，福建省规定，见义勇为及子女在中招，高招中可以加10-20分的成绩，看到这条消息，他忽然想起自己年前一起救人的事情，可申报“见义勇为”。为了儿子，他开始走上申报“见义勇为”之路，最终公安机关把他的行为定性为“邻里互相帮助行为”。本该7天答复拖了10个月！任建平一怒之下，把公安局告上了法庭。6月5日，此案在南平市延平区法院公开审理，任建平成了我国首例见义勇为者状告公安局的行政诉讼案并引起当地媒体及有关专家的关注。为儿子考学申报三年前“见义勇为”，“无奈”好人状告公安局引风波——     

农民“民告官”的障碍及其排除

受传统观念制约、法律知识匮乏、审判工作薄弱、诉讼立法滞后和诉讼成本过高等因素影响,农民往往在遇到维权问题时选择忍让。为此,要进一步普及法律知识,加强司法建设,加快立法步伐,健全法律服务网络和制度,降低诉讼成本,让农民真正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县长应诉的意义

2004年7月16日,江苏海安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民告官”案。与以往不同的是,坐在被告席上的不是被告代理人,而是海安县县长章树山。这是今年2月该县县政府接受司法建议,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参加行政诉讼制度化,并列入目标考核后发生的政府首长出庭应诉的一件新事。这种尊重法律、尊重群众诉讼权利的做法,受到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好评,笔者也为之叫好!众所周知,我国实行的是行政首长     

行政裁量与行政判断余地及其对行政诉讼的影响

行政裁量和行政判断余地理论,可以有效确定人民法院所审查的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范围和界限。这不但有利于明晰司法权和行政权各自的界限,也有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的操作性问题.同时,该理论还将对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行政性证据材料的审查,提供重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