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分明品自高

当私情遭遇公法时对于一个为政者来说，倘若让私情淹没了公法，最终淹没的可能是他的自身。东汉时的苏章的风度在才气、在仪表，更在其正直的品质和公正无私的节操。一个人只有从内到外散发出高山仰止的领导风范，才能穿越千古、令人仰慕。     

论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

正本文案例启示:受骗人的处分行为是诈骗罪因果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在外观形态上,处分行为是受骗人对财产的占有转移,对其判定,既可以从占有的状态入手,也可以从行为人是否因为财产的转移而直接取得财物进行判断。处分行为的成立需要受骗人具有转移财产占有的处分意识,且受骗人需对财产存在具有明确认识。对财产的价值、品质和数量的认识错误不影响处分意识的成立。     

不能忘却的记忆

正我调离公诉科转眼间已经快到12年,在这12年间,我久久不能忘怀一件刑事案件,它深深烙在我的脑海记忆中,时常提醒我要恪守检察官忠诚、公正、清廉文明的职业道德规范,做人民的公仆。2002年5月23日下午,长丰县陶湖乡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该乡安塘村村民顾某父子俩相继中毒,乡派出所与县刑警大队火速赶往现场。长丰县检察院随之派干警介入侦查,经过几天的摸底排查,顾某的儿媳耿某有重大嫌疑。5月28日,县刑警大队依法传讯了耿某,在大量证据面前,耿某只得供述了自己的杀人动机:"前几年因家中用牛吵嘴,小叔子在家中     

以购货名义骗取装车而后驱车逃跑的行为定性

正[案情]2013年4月28日晚20时许,被告人刘某开车来到被害人王某夫妇经营的某粮油店内,声称因单位需要,购买30箱食用油。被害人王某夫妇向被告人刘某开来的轿车内装了15箱大豆油和15箱调和油后,刘某称车内还能装得下,要求被害人王某夫妇继续装油。当被害人王某夫妇都进入店内准备再次搬油时,被告人刘某趁店外没人,随即上车载着30箱食用油逃离现场。被害人王某夫妇听到汽车启动声音立即追出,但没有追上,随即报警。     

公私伙伴融资项目治理机制研究框架——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

公私伙伴融资项目的推行加快了城市基础设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但是内资“次国民待遇”和外资“超国民待遇”两种截然不同的运行现状突现了项目运行效率低下的问题，因此，对利益关系结构的研究是公私伙伴融资项目进一步推行的关键问题。目前的理论研究较为分散，且没有产生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提升项目整体运行效率。本文试图构建公私伙伴融资项目治理机制的研究框架．将包含内外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机制有效整合。其中，内部治理机制包括以契约关系为载体的项目产权合理配置和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键契约优化设计，外部治理机制包括制度创新来支撑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内部产权配置的影响机制。     

论农村公私合作中的村民参与——以治理理论为视角

由于政府公共选择与村民集体选择的冲突、村民组织化程度低、参与渠道堵塞、参与意识与能力不足等问题，村民会采取无序的、过激的、突发的方式干预农村公共服务公私合作进程。因此，政府必须重视农村公私合作中的村民参与，通过提升村民参与能力、提高村民的组织化程度、拓宽村民参与渠道、建立有效的多元沟通机制等途径，实现村民对公私合作的民主有序参与。     

契约类公法行为的司法审查研究——以实务中的行政合同为例

我国公私法两分的形式主义观念忽略了对契约类公法行为的理念与制度的建构,导致了实务中立法与司法上的种种混乱。本文从我国行政合同的各种案例中,总结出民事审判庭与行政审判庭审理中各自的缺陷以及导致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问题。民事审判庭不能通过＂概念转化＂的方式解决合同中行政优益权的行使,合同涉及的公共利益的保护,合同＂相容性＂的判定等问题;而行政审判庭的审理在存在借鉴私法规则技术的需要,也面临着技术匮乏,能力不足,判决类型有限等问题。本文认为,研究＂契约类公法行为＂,总结出此类统一公法行为制度的特质与技术,为审判实务提供可行的理论资源,是回应公私法交融的现状的需求的一条必由之路。     

公私合作背景下的代履行——以行政强制法草案相关条文为分析对象

代履行是一种比较广泛使用的间接强制执行方法，但目前在理论界与实践中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只有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为履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代履行，在紧急情况下的行政机关代为履行则属于直接强制执行。从公私合作的背景来看，第三人与行政机关之间是民事合同关系。代履行的实质是公与私之间的优势互补，充分发挥了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企业在社会治理中各自的优势。     

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社会主义事业中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我们应进一步坚持和完善这一政党制度。     

公用事业公私合作的新思路——政府应对公用事业市场化的新问题

我国公用事业推行市场化之后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如:国有资产流失严重,政府官员腐败机会增加,公共物品和服务从一种垄断走向另一种垄断,等等。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性原因,是政府与私营企业的关系没有理顺,仍然沿用简单的“管与被管”的思路来理解政企关系。要走出困境,必须从政府与私营企业的“伙伴关系”来寻找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