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思考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刑事证据制度和刑事证明活动的重点。当事人行使诉权、律师行使代理诉讼权、法院行使审判权、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学者们研究与评判法院判决中对查明事实的认定，都离不开证明标准。我国目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规范抽象，且缺乏科学性。因此，可以借鉴外国的立法经验，确立法律真实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法律行为公证之证据力的比较法观察

意大利民法第1317条规定:"公证书,在有主张系伪造之声明提出前,为各项约定及公证人所证明之事实证据."土耳其民事诉讼法第295条规定:"公证人依职权作成之公证书,在有伪造之声明以前,为一种绝对之证据."法国民法第1319条第二项亦有相同之规定,即公证书之执行力,在以伪造证书为本诉或附带之诉提出告诉之情形.始有可能动摇而停止执行,否则公证书有完全之证明力与执行力.     

论我国身份权利公证制度的现状及完善设想

与法定的人格权相比，身份权尽管也属于民事法律规范赋予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一项基本的民事权利，但因其渊源于古老而传统的封建宗法礼教，又因血缘或拟制而产生与维系，而在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身份权利方面又因顺应时代发展而属于被法律所赋予的法定民事权利，所以呈现出峥嵘纷繁的景象，由此也给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作为身份权利的使用者或利害关系人对于身份权利的承认带来了客观上的不方便。     

浅谈民事证明责任——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证明责任规范的规定

本文从“主张责任——举证责任——证明责任”这个视角，分别对三者进行论述，并比较三者之间的关系，重新解读证明责任的真正含义所在，并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中有关证明责任规范进行评述，为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尽一个法律工作者的绵薄之力。     

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文书不属民事诉讼受案范围

【裁判要旨】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文书与一般公证文书具有本质的区别,一般公证文书仅具有证据的效力,而前者由于公证机构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效力,债务人作出了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即使债务人之后对该债权文书有异议,其也不享有诉权,即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债权人可以直接以此为依据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裁决性思维对中国公证业的影响(二)

裁决性思维影响公证的表现形态多种多样．程度上有深有浅。在理论上，把公证的证明职能与咨询职能相混淆，在很大程度上与裁决性思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法律上处理的纠纷实质都是法律后果的纠纷，发生纠纷的原因有两种情况，其一是事实不明，其二是规范性前提冲突。     

试论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与国外刑事证明标准相比，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存在过于理想化的“客观真实”，缺乏操作性等弊端。需要对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进行重构：即区分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对定罪程序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在量刑程序中对于控方主张判处死刑的情形应适用“排除一切怀疑”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制度完善之学理分析

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核心是证明责任的分配。诉讼构造、司法证明活动的盖然性、犯罪构成理论作为背景性制度因素对证明责任制度构建有重要影响。具体刑事诉讼证明责任中，存疑有利被告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更具操作意义，举证责任倒。置的推定则是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规定。我国证明责任制度之完善当注意与转型时期诉讼模式、客观真实诉讼理念、证明度要求等现实语境中相关制度吻合。     

二手房交易资金可“提存公证”

2008年4月11日广州日报本报讯(记者钟宏连)自从出现创辉、中天事件后,消费者在地产中介交易时最担心的就是资金如何得到保障,而据了解,东莞     

现代型诉讼中的证明负担减轻——日本的理论研究成果及对我国的启示

现代型诉讼中，由于当事人构造处于实质上的不对等状态，因此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一方往往无从举证。减轻该方当事人证明负担的方法，既有改变证明责任分配框架内的举措，亦不乏自由心证范围内的办法。一系列努力和尝试都反映了当事人程序权保障理念下证明责任制度的没落，证明权概念的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