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公交占座 引发故意伤害案

日前,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了于晓丰、于占洋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公诉机关指控,2012年9月21日22时许,于晓丰在北京市丰台区678路公交车洋桥西站公交车附近,因乘公交车占座对李某进行殴打,恰逢于晓丰堂弟于占洋在场,两名被告人遂共同对李某进行殴打。于晓丰在实施殴打行为过程中持改锥将李某扎死。公诉机关认为,于晓丰、于占洋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犯罪性质恶劣,情节、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性大,应以故意伤害     

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的刑事和解制度浅议

刑事和解是刑事法制对社会管理创新的积极回应,与多元治理、互动治理、有效治理的社会管理创新理念相契合,但该制度对传统刑事法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使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当原则从绝对走向相对,可谓价值与风险并存。对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应严格掌握适用范围,对自愿性合法性必须进行司法审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和侦查终结是适用刑事和解的基本前提,从宽处罚宜适度和规范。     

恢复性司法的发展及在我国的适用

2013年1月1日起公布施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列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主要任务之一,增加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特别程序、"社区矫正"刑事执行制度等规定,既体现出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动态平衡与统一,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     

论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执法的监督

我国行政执法程序中存在着行政处罚中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行政不作为和行政监督渎职等检察监督缺陷。检察机关督促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督促行政起诉、督促行政监管等实质是对行政公诉前置行政监督程序的有益尝试。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是完善我国行政法制监督制度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国宪法对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应然性要求,具有打击经济犯罪和预防职务犯罪双重作用。在《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分别设立刑事审查行政公诉制度是防止违法行政行为发生的法治要求。     

关于检察院撤回公诉的一些思考

关于检察院撤回公诉,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仅在随后"两高"出台的司法解释中做出了一些规定。一方面这些司法解释本身的合法性值得质疑;另一方面其规定本身存在诸多缺陷和弊端且在司法实践中危害极大,可能会危及被告人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并导致程序逆转等严重后果。应予废止。     

冤案频发的制度拷问——论我国公诉证据标准的科学构建

近年来,刑事冤假错案的频频曝光使刑事司法的权威性与公正性面临着公众的拷问,这与我国公诉证据标准的立法缺失不无关系。应从增强可操作性、完善证据标准体系、发挥"疑罪不诉"制度的功效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公诉证据标准。     

二审举证制度的完善

由于没有规范的二审举证制度,实践中在二审阶段的举证情况无章、无序,建立一个规范化的二审举证制度对实现二审的功能是有益和必要的。法庭不必成为举证的主体,案件的程序事实和实体事实均是举证证明的内容,二审举证制度应标准明确、详略得当、具有可操作性。     

文本·实践·语境:公诉证据标准的现代性诊断

公诉证据标准与其他配套制度机制一同维护着公诉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一方面,在理论上,公诉证据标准并非一个独立的论题;另一方面,在比较法上,当今中外刑诉制度中的公诉证据标准也没有高下之分,均必须遵从公诉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逻辑。西方法治国家的公诉证据标准辅证了这一制度逻辑。反观我国,当前承担公诉权合法性功能的配套制度机制尚不健全,导致公诉权的合法性只能依赖于较高程度的公诉证据标准和较强程度的犯罪控制能力。在此意义上,理论界对我国现行公诉证据标准过高的批评,似乎未中要害,急于降低我国当前的公诉证据标准,不仅缺乏程序制度基础,而且会挫动公诉权的有效性,并最终损及公诉权的合法性。     

论我国公诉撤回制度

刑事诉讼中的公诉撤回是指检察机关在对被告人提起公诉后,在一定的期限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请求撤回公诉并由人民法院决定是否撤回的一种诉讼行为。公诉撤回制度符合控审分离原则和起诉便宜主义的基本要求,对实现诉讼公正和效率的价值目标以及对保障被追诉人权利具有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公诉撤回是一种程序性的处分,它的效力应该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虽然司法解释已经对公诉撤回制度做出了相关规定,但是这些规定既不具体也不明确,从诉讼规范化和诉讼制度合理化的角度出发,我国的公诉撤回制度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请不要犯罪，为了母亲!”

从事公诉工作多年，我接触到很多位被告人的母亲，每一位母亲的脸上都写着相似的表情：伤心、焦虑、无助。我相信，如果她们的孩子认真地阅读母亲脸上的表情，有多少悲剧将不会上演。记得曾有这样一位母亲，她哭泣时那悲哀、绝望的神情，现在回忆起来依然令人心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