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义模式下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物权变动

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物权变动规则在理论和实务上争议较大，迄今未有定论。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物权变动在物权法的体系定位中属于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从婚姻关系当事人内部关系的视角看，支持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理由无法提供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而且通过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和比较法考察的方法，均可得出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不具有直接发生物权变动效力的结论。从婚姻关系当事人与第三人外部关系的视角看，无论将意思主义模式中的登记对抗解释为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本身的登记，还是将其解释为特定财产物权变动的登记都存在无法解决的弊病。此外，形式主义模式对婚姻关系当事人的保护也并不比意思主义模式逊色。因此，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物权变动应当遵循《民法典》物权编的一般物权变动规则采形式主义模式，而不因婚姻关系的特殊性构成物权编规则的例外，由此也有利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与物权编的互动与协调。     

《神游》

著名学者田晓菲教授的《神游》一书,把南北朝和晚清合在一起写,把不同领域的文本和材料聚在一起探讨,一方面细致深入地处理具体时代和文本,另一方面作出全景式综观与对比。其内在寄托了田晓菲一贯的信念,即通过对时代、文类、文体乃至现代学科的分隔的超越,来探索一个历史时代所共同面对的文化问题、共有的文化关怀。     

美国要“领导太空”，中国如何应对？

太空治理应该脱离军事化,回归到"全人类共同区域"和"全人类共同遗产"的原则,这也是我国政府2016年发布的《中国的航天》白皮书以及2019年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中阐明的立场。有军事专家认为,美国对伊朗少将苏莱曼尼的无人机打击,是在太空武器支援下开展的,是其明确建立太空军、要把军事领导权扩充到太空的一次实战。对此,中国该如何应对?2020年1月4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伊朗外长扎里夫通电话。     

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强调,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要"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把服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为工作主线"。他要求政协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担负起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要求落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贡献。     

轮奸情节认定及其司法适用若干问题研究

轮奸作为强奸罪的加重情节,对其认定与否直接关系到罪犯的重大人身自由甚至是生命权问题。然而,关于轮奸情节的若干问题在理论及实务界仍存在着极大的分歧,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体系性地梳理和彻底地澄清。在此,认定轮奸必须至少有二人以上完成了奸淫行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与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轮流完成奸淫行为应成立轮奸,片面轮奸的成立必须有相关原因力的介入,在强奸共犯中应对未完成奸淫者按照强奸未遂或中止在3至10年的法定刑幅度内处以刑罚,以此裨益于司法实践的统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观探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新的指导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和升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对新时代下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从哲学价值观的角度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领悟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密码"和"价值逻辑",也有助于更好地将该思想运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去。     

《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对制定警务英语能力量化标准的启示

近年来,一些公安院校设立了警务英语课程,根据各自院校的实际特点确定了教学大纲、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研究、编写各有特色的教材,在警务英语教学的探索中做出了不断的尝试和努力。但是,全国公安高校迄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警务英语能力量化标准。借鉴《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的语言能力量表,可以确定警务英语的能力构成、制定涉外警务实战中警务英语能力量化标准,这样有助于制定公安高校在校生和相关部门警察的警务英语能力考核统一标准,使警务英语教学更符合警务实战要求。     

在湖北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开幕会上的致辞

<正>(2015年1月26日)各位委员,同志们、朋友们:又是一年春风起,正是扬帆启航时。大寒已过,立春将至,在一个新的春天即将来临的日子里,湖北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今天隆重开幕了,这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在此,我代表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出席会议的省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致以诚挚的问候!过去的一年,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艰巨繁重的改     

国际刑法中的行为控制理论

正犯与共犯的区分是一个历史性的刑法难题,在共同犯罪事实关系复杂、不同法系特质杂糅的国际刑法中更是如此.对此问题,在国际刑事司法实践中,起初团伙共同犯罪理论占据了统治地位.然而,团伙共同犯罪理论具有扩张性、主观性的倾向,因此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在此背景下,德国刑法学中主、客观共存,事实性与规范性相融合的行为控制理论被引入国际刑法.作为行为控制理论下位概念的共同正犯理论和组织控制理论在司法实践中得以运用,但是质疑和批判也随之而来.作为共同正犯理论之逻辑前提的正犯、共犯二元区分,以及该理论认定的明确性受到了质疑,并且组织控制理论本身也有过度实质化的不良倾向和逻辑自洽性不足的理论危机.国际刑法共犯理论的建构不能简单照搬国内法中现成理论,而应当注重国际刑法在事实层面和法律规范层面所具有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建构国际刑法共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