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士族在近世——对中国宗族实践的新思考

中外历史学家呼应或契合“唐宋变革论”，主张宋代以来各朝代宗族是一个新阶段、新发明和新类型。从思想史和实践人类学论来看，未必尽然，因为宋代以来各地宗族实践的要素及精神都早已在中古乃至先秦时期准备好了，并一直在践行。宋代以来的宗族，不过是历史的实践者在不同社会情境下面对各自的问题而有意识搬取过往诸要素，并任意组合的结果。中古时期的士族及观念并没有随着残唐五代的结束而终止，相反，延续下来。那些士族或大族后裔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从世系主干上滑落下来，变成了旁系和普通人。当然，也可能是朝代更替或政治原因而“废贵为庶”。但是，士族、大族的观念仍然在他们意识里，并结合时代语境而演绎，因而不一定全都是“庶民化”或“礼仪向下”的结果，故新形态一说值得再讨论。中国宗族研究要回到人的立场，回到实践者主体性上去理解，才有可能看清其本质。     

定义论及其在法典编纂中的应用

定义论是(语言)符号论的一部分,是确定某个语言符号之意义或者其句法结构的理论。它与概念论在诸多方面皆不相同。古典定义论提出了属加种差的"标准公式",现代定义论则在改进其缺陷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更精致和具有区分度的定义理论。定义论包括定义类型理论与定义规则理论两部分。定义类型理论的基础在于区分名义定义与实际定义,立法活动涉及...     

从反华言论演变看中国崛起

从19世纪至今源源不断的反华言论,使得中国在国际环境中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严重损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无疑给中国的稳定发展带来了挑战和威胁。因此,仔细梳理西方各国对中国的舆论演变,分析制造这些言论背后的原因,研究西方国家对中国歪曲报道的真正目的,对中国今后的稳定发展及和平崛起有着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德国性骚扰罪的设立及其启示

近年来性骚扰事件频发引发了我国舆论对性骚扰相关立法的关注。《德国刑法》新设性骚扰罪更是为我国性骚扰立法提供了素材与启示。但是,性骚扰入刑并不是一个明确的选择,对性骚扰的社会治理重心应在刑法之外。而且,在适用缓和的解释论将性骚扰纳入强制猥亵、侮辱罪的射程范围内时,不能以偏概全,应当维持"暴力、胁迫"与"违背被害人意志"之间的合理平衡。     

哈贝马斯主体间模式的规则观分析——我国行政组织立法商谈机制的结构性改革

在当代中国，国家与公民及公民相互间围绕利益、价值进行磋商逐渐成为社会常态，在利益多元化的大背景下，运用哈贝马斯的商谈法律理论检视我国的行政立法商谈机制，不难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问题。笔者通过对主客体模式规则观和主体问模式规则观的对比论述，用哈贝马斯的商谈论及其相关理论对主体间模式规则观加以研究和分析，试图对目前我国主客二分的规则思维模式进行一定反思并提出几点建议。     

对《论十大关系》的《矛盾论》的解读

1937年毛泽东发表哲学著作《矛盾论》,对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关于矛盾的规律进行了深刻、系统论述。20年后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再次充分运用《矛盾论》中的辩证统一思想,从矛盾的普遍性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矛盾的特殊性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主要问题,从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分析十大关系中的问题结构,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中寻找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矛盾转化的条件。《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形成一个初步和系统的思路。从此中国开始摆脱苏联模式的桎梏,走上了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党的组织体系与新时代党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养成——重温刘少奇的《论党》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强化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培养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传统和优势。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深刻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系统阐述了党的组织体系与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思想。重温中共七大党章和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于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