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场域中知识观的两种层次及其价值——基于维特根斯坦哲学观的启示及其展开

法理学研究存在着"语言转向"的趋势,即系统运用语言哲学的智识框架来进行法学研究,随之带来了法律知识的"语言化"。源于维特根斯坦的双重哲学观,法律场域中存在着知识的"图像论"与"反本质主义观"的对立,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转向。这种知识观的对立与转向,深刻影响了法律知识结构与属性的研究。建设法治体系,实现法治文明,需要在中国语境下,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知识观的反思。     

防卫动机不必要论之提倡

传统的刑法理论要求正当防卫的成立必须具备主观的正当化要素,即包含了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防卫意识。然而,对防卫意识中意志因素,即防卫目的的要求,其本质是一种对动机的立法,也是一种道德立法。为了实现正当防卫的法确证功能及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法律只须要求从客观上看来,行为人认识到了不法侵害,实施了在允许限度的防卫行为,便足以成立正当防卫。对防卫动机过高的要求,一方面,存在难以探测行为人内心的弊端;另一方面,违背了正当防卫实现其法益保护的功能,不利于公民防卫权的实现。因此,只要行为人认识到了不法侵害行为,便可满足正当防卫的主观正当化要求。至于防卫动机,则只是当防卫行为超出必要限度时,作为一个量刑要素予以考察。     

要求正义的权利

一个真正美好的人生,往往需要实现人作为人的不同潜能,建立起种种道德关系,并在社群伦理生活中感受许多只有公正地活在一起才能感受到的好。罗尔斯的《正义论》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影响了整个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在书的开首,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一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最高价值。因此,     

试析罗尔斯的“基本善”

罗尔斯的正义两原则是要运用于社会结构的,“社会价值”的分配由社会结构来进行.他将由社会分配的社会价值(权利、自由、权力、机会)等称之为“基本善”.在关于正义原则的论证中,“基本善”的观念占据重要的地位:一是为区分“最不利者”提供了标准,二是为它的“原初状态”中的主体提供了心理动机.但是,“基本善”理论也存在着某些缺陷和问题,遭到了施瓦茨、内格尔等学者的批评,他们促使罗尔斯对“基本善”作出回应,不断加以修正.罗尔斯的基本善理论不可能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因为它立足于美国的民主社会模式,而这种模式是建立在一种西方传统的个人主义观念基础之上的.     

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理论探源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大部分学者已经认定中国当下流行的"五形态说"不是马克思提出的(而是来源于苏联教科书)。相应导出一个马克思五阶段论原始面貌和中国社会历史阶段划分合理性的问题。     

村基层组织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司法认定

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解释》确定了村基层组织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基调和范围,但至今村基层组织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认定仍然是司法实践的难点。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属于村基层组织,村基层组织人员是指在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中管理集体公共事务的人员,不是泛指所有村民。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具备法律性、公务性、协助性等实质条件时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村基层组织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时只能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与受贿罪。     

监督过失的一般形态研究

法释2000[33]号第7条的规定,只有根据监督过失的原理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监督过失学说肇始于日本判例,在我国交通肇事等案件的审理中事实上也被接纳。只有当监督人过失地造成被监督人过失地造成危害时,监督人才成立监督过失。监督义务的来源主要有法律规定的业务上分工产生的、先行行为产生的监督义务及对危险源控制产生的监督义务。我国常见的构成监督过失型的交通肇事罪的情况有:将车出借无证司机驾驶肇事型、聘请不具有合法资格司机驾驶肇事型及同意他人驾驶不合格车辆肇事型。     

习近平论全面从严治党的逻辑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而后又不断得到阐释。笔者试图论述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逻辑特征,从实践性、战略性、科学性三个方面分析,以此加深对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深入理解和科学把握。     

生成语言学的理性哲学阐释

理性主义最早起源于苏格拉底，在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康德等唯理派的哲学思想中得到充分发展。乔姆斯基沿循着理性主义道路提出生成语言学的理论追求是以描写和解释语言能力。建立一套高度形式化的普遍语法为目标。生成语言学的理性哲学观体现在“形式化的公理演绎法”、“语言先天性假说”、“儿童语言习得假说”等方面。     

单一制正犯体系之质疑——兼论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归属

单一制正犯体系近来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学者们主张我国立法也属于单一制正犯体系。单一制正犯体系由于其自身的理论基础不牢固，片面追求克服处罚漏洞而又不能完全消除处罚漏洞以及有损构成要件定型性等诸多缺陷，并不值得提倡。我国刑法规定及其司法适用说明我国属于区分制正犯体系。以区分制正犯体系的立法为基础，构建精致化的理论体系是我国共犯理论体系今后应当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