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道德情感基点的同情--基于对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分析

同情并非仅仅是对人们不幸的处境表达怜悯和关怀,其表达的是一种普遍性的情感反应。亚当·斯密认为自爱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同情心的充分发挥,但同情为自爱增添了人性的光辉,同情衍生出的正义是在尊重自爱本性的基础上,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道德准则。然而斯密以同情构筑的道德大厦也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民族建构的限度——中华民族“同源论”与“同终论”的兴衰及其启示

中华民族“同源论”与“同终论”是民国时期的主流民族历史叙事模式。前者认为国内各族有着共同的血缘起源,后者认为各族已经同化成为一个高度同质化的中华民族。这两种民族话语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号召各族团结抗战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它们对国内各族的族际差异与自我认同缺乏包容性,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一个更包容族裔差异的历史叙事模式,为现有“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历史叙事奠定了基础。这段历史表明,民族建构是有限度的,在民族建构过程中要对各族的多元差异给予尊重与包容。我们要探索与完善我国既有的“多元一体”民族建构模式,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与理论支持。     

共产党是人民意志的捍卫者、引领者和践行者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践行人民意志就是守江山。无产阶级政党是人民意志的捍卫者,工农联盟、不断革命、国家机器和政党建设是党捍卫人民意志的四个立足点;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是人民意志的引领者,党带领人民夺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灌输社会主义意识以及紧抓意识形态领导权;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意志的践行者,中国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和坐稳江山始终是在践行人民意志。中国共产党在践行人民意志的过程中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明性破解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光辉历史征程中,探索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发展道路,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而是独具中国特色和中国风范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目的在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民族种出的文明之种、开出的文明之花、走出的文明之路、结出的文明之果。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步履维艰的,频繁遭到来自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蓄意挑衅和恶意抹黑,他们通过“历史终结论”“主义失败论”“西方中心论”“国强必霸论”等奇谈怪论来蛊惑世人,想借此扳倒他人、抬高自己。然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成功实践,以“文明借鉴”“文明创新”“文明再造”“文明共存”分别破解了“历史终结论”“主义失败论”“西方中心论”“国强必霸论”。     

中古士族在近世——对中国宗族实践的新思考

中外历史学家呼应或契合“唐宋变革论”,主张宋代以来各朝代宗族是一个新阶段、新发明和新类型。从思想史和实践人类学论来看,未必尽然,因为宋代以来各地宗族实践的要素及精神都早已在中古乃至先秦时期准备好了,并一直在践行。宋代以来的宗族,不过是历史的实践者在不同社会情境下面对各自的问题而有意识搬取过往诸要素,并任意组合的结果。中古时期的士族及观念并没有随着残唐五代的结束而终止,相反,延续下来。那些士族或大族后裔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从世系主干上滑落下来,变成了旁系和普通人。当然,也可能是朝代更替或政治原因而“废贵为庶”。但是,士族、大族的观念仍然在他们意识里,并结合时代语境而演绎,因而不一定全都是“庶民化”或“礼仪向下”的结果,故新形态一说值得再讨论。中国宗族研究要回到人的立场,回到实践者主体性上去理解,才有可能看清其本质。     

网络时代刑法客观解释路径

传统犯罪的网络异化主要表现为行为对象的数字化与行为方式的电子化。解释论立场的对立在具体路径上表现为主观文义解释与客观文义解释之争。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目标是解析刑法条文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的规范意义,应当舍主观文义解释而择客观文义解释。目的解释在存在论意义上只可能是主观的,客观目的解释这一解释方法存在先天的逻辑缺陷。主观目的解释可以与客观解释论立场兼容。同类解释规则可以视作主观目的解释对体系解释的补充,对“同类”的判断应当重视行为的实质可罚性。     

包容性评价思想在刑法中的适用研究

传统刑法理论过分注重不同罪名犯罪构成以及构成要件要素之间的界限,而轻视不同犯罪之间的阶层关系和包容关系。这种思维方式会制造罪名之间的对立,在案件事实存疑、抽象事实认识错误、共同犯罪认定和共犯逾越等问题的处理上会产生评价矛盾,从而造成诸多处罚漏洞。洞悉犯罪构成以及构成要件要素之间的联系,善于运用包容性评价思维,有利于消解评价矛盾,建构起协调一体、能适应错综复杂案件情状的刑法理论。包容性评价方法也契合当前学者们提倡的类型化思维方式,有利于缓释概念分析思维的形式束缚。     

近40年来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研究述论

近40年来中国古史分期研究和讨论的情况较之以往有一些明显的新特点。“无奴论”的再度崛起、中国古史分期“新说”的涌现,为多年来悬而不决的古史分期问题开辟了更多的研究途径。“封建”名实问题的讨论促使学者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框架中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任何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学理分析都离不开史实的支撑、史料的依据、理论的导引和现实的考量。     

正确辨析中国共产党百年史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等式论驳议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本 来不应该成为问题,然而,国内外却有人公开质疑,提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以及儒家社会主义等,形成所谓等式论.针对所谓等式论,我们必须予以辨析和澄清,理直气壮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续写第二个百年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