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诈骗罪若干问题研究

票据诈骗罪的对象应该是被害人的资金、其他财物或者服务;行为方式表现为利用汇票、本票、支票进行金融诈骗,数额较大的行为;罪过只能是故意,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既未遂标准是“被害人是否实际损失财物”;共犯与罪数应视情形具体分析。     

此罪与彼罪的界定——由一则案件所引发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一则案件的分析,阐述了在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一起参与犯罪时,应如何给非国家工作人员定罪,是单独定罪还是与国家工作人员按共犯定罪,本文认为如果非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均系利用该特殊主体职务之便来实施的犯罪,那么就按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来定罪。这样做可以增强国家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缓和群众对国家工作人员日益激化的敌对情绪,对社会的长治久安有着不小的促进作用,为树立良好的社会舆论导向奠定了基础,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和谐中稳步发展。     

论片面共犯是否成立共同犯罪

片面共犯的客观存在以及它的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理论界对于片面共犯的性质有着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争论，实际上也就是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的争论。但是，无论是从修正的犯罪构成、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还是从适用共犯处罚原则等角度来看，片面共犯都应当成立特殊的共同犯罪。通过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反思我国当今的共犯制度下“共犯关系”理论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缺陷。     

片面侵吞公款的犯罪构成

案号一审:(2006)萧刑初字第1616号国家工作人员在被调离原任职务后,采用骗取手法,单方面利用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掌管财物的便利,侵吞公款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在此类案件中,行为人是否利用了职务之便?利用了谁的职务便利?是单独犯罪还是共同犯罪?是间接正犯还是片面共犯?笔者侦     

共犯口供证明力问题

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通常被称之为“口供”，一直是我国刑事证据理论中较为复杂的问题，而口供中最为棘手的问题，莫过于如何对待共犯口供的证明力。所谓证明力，是指证据所具有的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也就是证据对证明案件事实的价值。本文所谈的共犯口供的证明力问题，旨地探讨同案审理的共同犯罪的被告人能否互为证人，     

过限之罪结构探析

过限之罪,又称共犯过限,是指在共同犯罪过程中,因部分共同犯罪人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了超过共同犯罪范围的行为而形成的一种犯罪情形.过限之罪的内部结构可概括为"重合之罪 过限部分",其中,在重合过限情形下,该过限部分不能单独成罪;而在非重合过限情形下,该过限部分能够单独成罪.     

国家工作人员家属共同受贿问题研究

根据刑法总则中关于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本文认为国家工作人员家属可以构成受贿罪的共犯。本文论述了国家工作人员家属受贿可以构成受贿罪的组织犯、教唆犯、帮助犯和实行犯。最后阐述了由事先通谋和事中形成共同故意而构成国家工作人员家属共同受贿的情形,并讨论了国家工作人员家属不构成共同受贿罪的情形。     

诈骗罪是否存在事后共犯

2001年11月份至2003年年初。涉案人王某称其认识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张某（此人为王某虚构），可以借此关系把被害人化某的儿子安排到法院工作。并以此为名，先后从被害人的手中骗取钱财共计26．9万余元，后由于此事久拖未果，引起化某怀疑并让王某退还其被骗钱财。为了掩盖其犯罪事实，2006年3月份王某找到涉案人李某．让其冒充副院长张某，李某在明知王某诈骗的情况下仍以副院长的身份先后多次会见化某及其家人．为王某掩盖犯罪事实真相直至案发，并在第一次冒充副院长张某会见化某及其家人后收受王某现金1万元。     

共同犯罪的过失过限

在共同犯罪中，部分共同犯罪人因其过失而实施超出共同犯罪范围的行为，应构成共犯过限。基于犯罪过失的性质，这种过限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同时，对过失过限的认定，应当考虑罪数形态的概念和共同犯罪的要求加以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