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犯关系的脱离

共犯关系脱离理论试图解决在共同犯罪成立后，部分共犯人退出共犯关系后应如何评价其刑事责任的问题。共犯关系脱离理论是共同犯罪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为了合理地处理实践中出现的共犯关系脱离行为，需要在借鉴国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共犯关系脱离的概念、脱离的标准进行合理的界定。     

如何审查证据判断行为人是否属于卖淫嫖娼过程中实施抢劫的共犯

本文指出应当严格把握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以及两者之间的强度对比,结合涉嫌共同抢劫的行为人的反常行为证据判断其是否属于共犯。     

共犯中止研究

共犯中止是一种复杂的犯罪形态。共犯中止成立与否及在量刑中的影响,历来存在着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理论纷争。本文在考察国外立法的基础上,借鉴“共犯关系脱离”、期待可能性理论和俄罗斯刑法的规定,提出应以共犯真诚中断共犯关系和消灭原因力作为构建我国共犯中止理论的基础。     

共同犯罪停止形态解析

由于共同犯罪停止形态在刑法上缺乏统一的规定,使得共同犯罪停止形态的认定不可避免的复杂化。本文试从片面共犯的解除、共犯关系的解除和在共同犯罪中存在着共犯意思的阶段性三个方面来阐述在同一个共同犯罪中存在诸多不同形态的合理性。     

单位行贿罪若干问题探讨

本文结合刑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实务,对单位行贿罪中关于“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单位行贿中共同犯罪的状态,以及犯罪数额的计算等难点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我国刑法不采取共犯从属性说及利弊

我国刑法采取不区分正犯与共犯的单一正犯(或单一行为人)体系,不存在共犯从属性说赖以存在的犯罪参与体系之基础。《刑法》总则第29条第2款明文规定处罚教唆未遂;刑法分则将许多教唆行为、帮助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将某些犯罪的教唆行为、帮助行为明文规定为与实行行为同等对待,表明我国刑法没有采取共犯从属性说。实行从属性原则不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它会不适当地缩小教唆犯和帮助犯的处罚范围,有可能放纵一些特别危险的教唆犯罪和帮助犯罪的发生。德、日刑法学中有关要素从属性的几种不同学说是以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为基础的,一些观点认为我国传统的通说采取了极端从属性说,肯定了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显然是忽视了我国传统刑法学与德日刑法学以及我国刑法与德日刑法的重大差异。我国不采取共犯从属性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虽然不采取共犯从属说存在扩大教唆犯和帮助犯处罚范围的风险,但是这种风险可以通过完善立法和司法的途径来有效控制。     

对刑法第196条第3款的理解与适用

"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属于法律拟制,其构成要件与法定盗窃罪的规定不完全相同。因此其着手和既未遂的认定以及共同犯罪、错误问题具有特殊性。     

海峡两岸片面共犯理论比较研究

台湾地区以立法形式确立片面共犯,并将片面共犯的范围作出限制,即仅限于片面从犯(帮助犯),做到了片面共犯的法定性和明确性,但其对片面共犯之理论阐述还不够深入完善.我国大陆虽然在刑事立法上还没有正式确立片面共犯,但在我国大陆刑法理论中,从主客观相一致的角度出发,主张片面共犯的成立范围应有所扩大,理当包含片面实行犯、片面教唆犯及片面帮助犯三种形态,并在论证上更为周延,科学合理地体现了片面共犯的本质特征.     

主犯与从犯区分根据论

本文从主犯与从犯区分的理论根据和实践根据两方面,从多学科的角度,对主从犯区分根据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从哲学看,区分主从犯符合唯物辩证法矛盾特殊性和原因等级原理;从伦理学看,其符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正义观念;从刑事政策看,其是宽严相济的区别对待刑事政策在法律上的具体化;从历史渊源看,其也是中华法律文化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从刑法学看,其是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实现刑罚目的的必然要求,是刑罚谦抑性的重要体现。     

论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是一种侵犯国家司法活动客观公正性的犯罪。虽然事实上多发,但司法实务上却处理较少。原因在于刑法理论及司法实务对本罪的成立条件在很多方面仍有模糊认识。司法实务上认定本罪应重点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帮助行为包括帮助共犯人毁灭、伪造证据的情况。当事人的同意在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具有不同效果。帮助毁灭还包括帮助隐匿的情况,帮助伪造也包括帮助变造的情况。帮助行为具有实行行为性质,行为类型多样。本罪属于危险犯。在共犯关系上,当事人本人不构成本罪的共犯,以及本罪与包庇罪、徇私枉法罪间的竞合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