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共治: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理念创新与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乡村和谐稳定和生存发展,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十八大以来,为解决当前乡村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很多乡村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其中"协同共治"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重要理念创新和路径选择。其具体实施策略主要有:树立系统思维,完善乡村治理体制;建立多元化解机制,构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体系;以人民为中心,创新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加强法制宣传与教育,推进乡村法治建设;提升村民道德水准,减少和预防乡村社会矛盾发生。     

城乡电商一体化进程中各参与主体的角色定位

城乡电商一体化概念自提出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思考。随着城乡电商一体化的推进,政府、市场与社会参与主体逐渐出现缺位、错位和缺位情况。通过分析城乡电商一体化进程中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实然角色,应用多元共治理论分析三者的应然角色,探讨三者在当前阶段应如何适应角色变化,做出积极改变措施,以推动城乡电商一体化良性发展。     

上级人大不能对下级人大开展执法检查

首先,从法律地位上看,在我国国家机关体系中,各级人大是相对独立、平等的关系,没有上下级党政机关所存在的领导与被领导、指挥与执行的关系,上下级人大常委会之间是法律上的监督、业务上的指导和工作上的联系关系,上级没有领导和管理的权力,下级没有接受检查和考核的义务.因而上级人大常委会对下级人大常委会开展执法检查缺乏制度和理论支撑.     

合作共治视角下的现代服务型政府建设

管制型政府在中国存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管制型政府的理念是政治控制,其目标是谋求政治稳定性,其表现是冲击—反应。随着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管制型政府面临的困境日益凸显: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的民众对管制型政府提出挑战;知识信息日益丰富的民众对管制型政府质疑;生活需求日益增多的民众对管制型政府表示不满。在党的十八大提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国应该走合作共治的服务型政府之路:深入贯彻和践行"社会治理"理念,切实增强"法理合法性",并努力做好"自我革新—超前规划"。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法释[2021]19号)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53次会.议决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作如下修改:一、第一条第二款开始部分增加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在客运合同履行过程中造成旅客人身损害的赔偿纠纷案件,不适用本解释”。二、删去第二条中的“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     

马鞍山：构筑“大普法格局”

前不久,马鞍山市委、市政府收到了一封法律建议函,原来该市团结路一带正在拆迁,该项拆迁工作情况较为复杂,涉及问题多,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被拆迁户集体委托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发出这样一封建议函。收信后,马鞍山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为文不怒反喜：＂这是好事,说明我们多年来的普法工作取得了成效,     

共享、共担及其实现途径——关于共享发展的几个问题

能否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既关系着发展对于人民来说究竟是不是"硬道理",同时也关系着能否推动财富和资源向下流动,壮大中等收入阶层,从而从社会结构上为我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的继续平稳增长保证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需。为了实现共享发展,必须同时重视三种机制,即市场机制、行政机制和社会合作机制。共享发展成果必须联系共担发展成本。共担成本与共享成果之间的联系作为一种伦理性的因果关系,从根本上只能依靠国家(政府)来保证,而为了那些旨在促进全体社会成员公平分担发展成本、共享发展成果的政策、法规能够顺利出台并落地,最根本的途径,就是保障所有社会利益群体在国家政策、法规的制定、出台和贯彻上享有同等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中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研究

防止冤假错案是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言辞证据采取较为严苛,而对非法实物证据采取较为宽松态度的现实基础。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针对非法实物证据,否定其证据效力以遏制非法取证行为。我国可以借鉴确立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和自白任意性规则。在实践上,"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条款包含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公正,"应当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条款应区分适用于非法证据排除。     

冲突与合作:长江经济带跨界生态环境治理的难题与对策

随着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长江经济带各地区诸多跨界环境污染问题也开始集中爆发。跨界环境污染问题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和高危性的独特本质,不仅易于引发和放大其社会负面效应,也加剧了长江经济带区域环境和社会的双重脆弱性。想要实现跨界生态环境问题的善治,就需要以文化和制度创新为突破口,着力培育长江经济带区域生态环境合作治理的生态文化,构建长江经济带区域生态环境风险共担、生态环境利益共享的生态环境利益协同机制,建立并完善多元主体全过程参与的多元共治框架,以此应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的理念认知、利益博弈和制度机制等方面的挑战。     

认真对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反悔

自愿性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生命线。保障认罪认罚案件中被追诉人的反悔权就是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反悔既包括对认罪的反悔,也包括对认罚的反悔。反悔权既可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行使,也可在审判阶段行使。反悔权的行使不仅有法律规定,而且还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和制度规则间的协调性。不同的案件,反悔的原因也是各异的。但总的来看,大多数反悔是基于量刑问题,要么是被追诉人"技术性上诉",要么是法院在检察机关所提量刑建议之上进行量刑。同样,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阶段,反悔的行使方式、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审判阶段的反悔体现为上诉。反悔不仅引发程序的转换,也会对证据能力、证明力和证明标准以及量刑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