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基因编辑行为的刑法规制

人类基因编辑行为具有潜在风险巨大、伦理难以接受等特点,需要刑法予以特别关注.一些人怀着对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美好未来的憧憬,积极支持对该技术的开发、应用;另一些人则基于人类基因编辑行为潜存着巨大风险,强烈反对实施人类基因编辑行为.我们应当站在现代风险理论的立场上看待实施人类基因编辑行为的风险,既要反对只看到风险而主张全盘禁止的观点,又要反对只看到益处而主张放任自流的观点,应当根据其伴生风险的特点采取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态度.在刑法具体规制的过程中,要以被允许的危险理论和生命伦理理论作为刑法介入人类基因编辑行为的限度,既不应该阻碍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进步,又不能放任人类基因编辑技术潜在风险的频发.     

违章不告知是一个“坑爹”陷阱

福建厦门男子罗先生在自家小区附近,他因为“违章停车”被处罚不下于60次,其中四五十次是在同一地点。这些违章处罚作出后,思明交警大队未循法定程序告知。直至罗先生准备办理车辆年检手续,才得知以上情况。     

罚款与谈话

不久前,某个企业发生了一起惨剧,一职工因为迟到被罚款而记恨在心,趁经理不备,将其杀死,该职工也因触犯刑律而处极刑。类似事件是极其个别的,但也偶有所闻——有职工因上班喝酒被处罚用铁锤砸死厂长,有职工违纪被辞退而放火烧了企业的仓库,有职工因被开除竟然把厂长住房炸毁。     

贿选不成反丢“乌纱”

姜建仲,1953年出生,河南省南阳市人,1972年参加工作,1974年入党,1998年任山西省吉县副县长、县政府党组成员。2000年底,在吉县召开县人大第十二届五次会议前夕,未被组织列为县长候选人的姜建仲,为了当县长,安排县政府办公室两名司机,先后向39名人大代表每人送现金500元,共计行贿1.95万元。2001年1月4日,姜建仲在派人继续向其他代表行贿时被发现。1月6日,检察机关以涉嫌破坏选举罪对姜予以刑事拘留。2001年1月10日,姜建仲被依法撤销副县长职务,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并被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对女性被性侵害后再犯罪的思考

女性被性侵害后再犯罪是女性犯罪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且占有较大的比例,文章尝试性地对女性被性侵害后再犯罪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对女性被害后呈现的一些心理表现形式、再犯罪的特点及预防对策提出了一些看法。     

布上射击残留物与射击距离关系的研究

本文用“五四”手枪和“五一”手枪弹,在黄色人造革和白棉布上,进行０￣４０厘米的近距离垂直射击,用胶带纸在弹孔边缘及距弹孔边缘１厘米、２厘米处采取射击残留物,用扫描电镜观察射击残留物的分布和形态,观察被射客体的损坏程度,判断射击距离。     

注射狂犬疫苗与自行终止妊娠之间因果关系司法认定

饲养动物致人损害,被侵权人注射狂犬疫苗后发现自身已怀孕,在不能确定疫苗是否影响胎儿健康发育的情况下自行终止妊娠。该行为是否属于被侵权人所处生活环境中普通人认知能力范围内的正常行为?注射狂犬疫苗和自行终止妊娠之间是否存在侵权责任中的因果关系?本文将通过一起案例进行详细探讨。     

互联网公共事件的议题建构与共意动员——以几起网络公共事件为例

互联网公共事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是什么因素通过何种作用机制推动那些与特定事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社会成员参与此类事件？本文借助“共意性社会运动”的概念,利用相似性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分析了互联网公共事件中的社会动员机制。议题合法性、网络舆论一致性和议题传播的广泛性是互联网公共事件成功的保障。互联网发挥的议题建构、共意动员功能受制于议题的新闻和社会价值、网络关注度、媒体互动深度、网络报道空间等因素。成功的互联网公共事件必须能够在“媒体空间”内建构合法化的议题,克服互联网沟通结构的内在缺陷,才能实现共意动员,维持在线集体行动的成功。但是,研究者不应该夸大互联网公共事件的社会意义,其对社会变迁的推动作用受到网络舆论内在分裂倾向的制约,往往是特定的、暂时性的。互联网公共事件能否推动社会制度变迁取决于政府制度化该类事件的能力和意愿、互联网舆论的结构以及网络参与者的理性沟通等因素。     

认罪认罚案件中被追诉人阅卷权的实现

关于被追诉人本人是否享有阅卷权的问题,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均存在争议,迄今仍难以达成一致。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背景下,赋予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阅卷权具有其内在的必要性,这既是保证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基础,同时也是因为值班律师制度无法满足现实需求。认罪认罚案件中赋予被追诉人阅卷权,存在观念、规范和实践层面的障碍,需要通过完善制度去消解这些障碍。在阅卷权的实现机制上,需要科学设定阅卷时间和范围,在实施规则上合理安排阅卷地点和方式,并且配套程序性制裁作为救济方式。     

依法共治腐败的理想模型及实现机制

反腐败需要以共治为中心的规则体系,依法共治是反腐败发展的总路径。单纯的民主政治在依法共治腐败方面仍有不足,需要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专门机制,因而"民主政治+专门机制"模式是依法共治腐败的理想模型。依法共治腐败的专门机制在性质上是一种法律机制,对应的是各层级和类型共治腐败的需要。目前应该重点关注的专门机制是:主体平等的护法机制、权力归仁的引导机制和依法共治腐败的资源保障机制。专门机制的建构和完善有利于推动反腐败与法治社会的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