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章程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

可以借鉴M·V·爱森伯格提出的划分体系,具体将公司法的规则分为三类:结构性规则、信义性规则和分配性规则。采用注释法学的研究方法对这三类规则进行分析:首先从结构性规则中的表决权和参与权入手,分析公司章程能否有所为;对信义性规则研究,一定要从公司实践出发来分析对股东施加的义务是否具有可实施性,从而判断章程能否有所为;最后从不同立法例分析分配性规则:得出股东对利益分配的自主性可能确实会诱发一定的道德风险,章程在股份有限公司中不应有所作为的结论。     

发挥疫情教育的正向价值

<正>2020年新春伊始,一场始料未及的新冠病毒疫情牵动着神州亿万民众的心。这场疫情,是一面"放大镜",折射出了人间世象的千姿百态。对于思政课程来说,其新鲜性、真切性、全民性与深刻性,无疑是一份很好的学习材料。如何正向用好这份现实材料,笔者认为有三个"路径"可以探寻。一、开设新冠疫情主题思政课,树立全局观念新冠疫情,从2019年12月份在武汉发现,至今已蔓及全国和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从一开始人类对"新冠病毒"的知之甚少到逐步明确,是     

改革背景下证券交易所公权性质监管外部救济探析

当前我国证券市场正经历着一系列重要改革,包括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等。特别是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要求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在证券监管过程中切实发挥作用,无救济则无权利,证交所自律监管救济的重要性也将凸显。我国证交所公权性质救济措施存在缺位的现实困境,而行政诉讼救济和行政复议救济具有直接维护证交所监管秩序从而实现证交所监管"公平"价值追求的独特价值,从而以"程序正义"的方式实现了金融法"三足定理"对"金融公平"价值的追求。证交所公权力监管措施救济制度进路应包括:完善监管措施的行政复议程序;明确能够提起行政诉讼的适格证交所监管行为;坚持内部救济用尽原则;以程序审查为主、实体审查为辅。     

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再思考

基于学科使命与学界现状,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命题值得再次探讨。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角色定位、文化素养、人生情怀、媒介素养,提升教育者的话语引导能力;帮助受教育者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选择能力、赋予话语权力,培养受教育者的话语接受能力;积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话语艺术、网络流行语中的话语资源,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通过将文本性话语转向生活性话语、政治性话语转向故事性话语、刚毅性话语转向温和性话语、单向性话语转向交互性话语,提供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式;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会环境、受教育者个体语境及网络场域的话语引导与监管,有效把控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场域。     

粮食安全视角下的耕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保护耕地资源、维持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对于保障我国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从粮食安全的内涵出发,提出了集社会、经济和生态价值为一体的耕地资源价值概念以及耕地生态赤字区和盈余区。以河南省为例,通过构建耕地资源价值动态核算方法,定量分析了区域均衡和国家层面两个角度下的耕地资源价值。在依据福利经济学理论设计了耕地生态补偿标准模型,得出河南省耕地资源的生态补偿标准的基础上,设计出中央统筹的区域补偿体系、补偿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和耕地生态补偿动态监督体系,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实现耕地资源的有效保护。     

关键词批评视野中的算法文化及其阈限性

随着社交媒体成为人们的主要信息方式,算法应用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算法由纯粹的技术工具渐渐成为一种传播常态并演化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即算法文化。通过借鉴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批评理论,考察算法文化产生的条件、算法文化的生成语境与基本意蕴,以及它包含的当代网络社会实践的意义等,可以发现算法文化具有阈限性特征,呈现出算法记忆与遗忘相混杂、算法排序与文化失序相临界、文化的私人化与民粹化相冲突的矛盾、异质、不确定状态。     

创造抑或毁灭：数字技术对服务业就业的双向影响

尽管自动化数字设备会毁灭制造业的低端岗位,但由于数字技术设备与高技能人才存在互补关系,技术同时将创造出高技能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岗位;高技能人才收入提高后引致的闲暇生活需要,亦将产生更多低技能生活性服务业就业岗位。零工经济和企业共享用工及劳动者多职业就业等新就业形态,也提升了服务业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配置效率,从而可能提升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但是,这些新就业形态正在对既有劳动法律关系带来挑战,存在恶化低技能服务业从业者的劳动力市场地位并降低其工资和福利水平的趋势。短期内由于数字技术对制造业就业的毁灭(替代效应)大于对服务业就业的创造(还原效应),这一趋势还将加重,从而引发收入两极分化现象。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的就业创造和福利提升功能,需要政府采取鼓励多业态多模式就业的政策,包括改善教育和促进创业创新,同时也要完善劳动合同立法、执法和改进再分配政策。     

“城市际性”概念的效应与限度——关于“城市际性”概念讨论的回应

笔者提出的"城市际性"概念,实为"都市际性",且有着中国都市圈及都市一体化的语境。人口密度、都市圈的发展程度、都市化的集聚及溢出效应,以及便捷的交流交通、同城化生活方式,是都市际性得以提出的实践基础。城市际性是社会理论性质的概念,其具有描述与规范(及反思与批判)的双重意义,从描述到规范的提升,有望开放和拓展城市际性概念的实践效应。城市际性有着值得阐释的生存论及精神文化价值,其包含着一种疏解都市焦虑的异托邦想象,意味着一种都市生活方式的变革,意味着重新集聚此前单一都市化进程所失落的地方性,并由此重建都市价值观与都市个性。     

刑法谦抑性应成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的谦抑性为冰冷的法条增添了一抹暖色。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于人权的保障和市场经济主体的创新活力的保护越来越关注,刑法的谦抑性越来越受到重视。鉴此,应将刑法谦抑性作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我国正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时期,重视刑法的谦抑性对于建设法治社会、保障公民合法权利乃至促进经济稳定健康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关于地方立法扩容的一点思考

2014年8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首次审议立法法修正案,本次修改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把过去除省、自治区、直辖市外全国只有49个较大的市才享有的地方立法权拟扩大至全部282个设区的市,这便是"地方立法的扩容"。关于地方立法扩容,当前法律界讨论甚多。作为人大机关立法工作者,笔者在此也谈一点个人看法,以求教于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