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区治理“碎片化”整合机制探析

在我国社区治理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在参与治理过程中面临着"碎片化"困境,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的"碎片化"和治理过程的"碎片化"。治理主体"碎片化"分化为内部"碎片化"和外部"碎片化",治理过程"碎片化"表现为整体过程"碎片化"和具体过程"碎片化"。导致社区治理"碎片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多元治理主体的错位及协动不足。在未来的社区治理中,可以参考日本的社区协动治理机制,明确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完善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协动治理机制,以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亚里士多德论公正

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系统阐述了公正的本质、原理、分类,特别是分配公正的准则和实现途径等基本问题,达到了古希腊公正思想的巅峰。亚里士多德将公正分为普遍公正和特殊公正,前者着眼于社会成员与全社会的关系,要求人的行为合乎法律(含道德法典),故称法律公正;后者着眼于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包括分配公正和矫正公正,其核心是分配公正。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中道原理,将公正定义为介乎两种过恶之间的中道。他认为自然公正引导法律公正,也是最佳城邦所追求的公正;自然公正、法律公正和衡平法共同支撑着城邦公正。他将分配公正的"完整思想"表述为"对同等者平等,对不同者不平等",即"让各人得其应得",由此引出"比例平等""算术公正""几何公正"等重要概念。他所主张的贵族民主政治的公正,要求公民轮流管理,即轮流地统治与被统治。为此,他特别重视对公民的公正美德教育,因而强调公正教育必须包含权利和义务两方面的道德教育。亚里士多德的公正思想具有无与伦比的历史影响,也为当代社会的公正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体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全会精神,聚焦制度优势与治理体系改革、治理能力提升,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创造更多的中国奇迹,为人类制度文明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建言首都治理现代化

"接诉即办"被评为2019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它通过市民热线12345,树立到基层一线解决问题的导向,从源头化解矛盾,正成为北京市基层治理的全新模式。     

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多重堕距的生成与弥合

城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引擎。然而,伴随着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加速推进,城市治理在治理主体、治理制度以及治理文化等多个方面出现了错位、延迟或滞后等问题,形成了一个多重堕距的复杂现象。分析可知,这一多重堕距现象在城市治理的多个维度有所展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多重堕距的生成与理念渗透缓慢、政府定位模糊、结构安排失衡以及利益协调不畅等有着直接关系。对此,应以变革治理理念、落实规范治理为基础,进而合理定位政府角色、调整城市治理结构以及融合协商民主资源等。如此,才会尽可能弥合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多重堕距,推动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向前发展。     

生态治理中的多元协同:湖北省长江流域治理个案

生态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到多元化社会主体的利益,这使得生态治理无法单纯地依靠市场或者政府,而需要寻求多元主体的协同。对湖北省长江流域生态治理案例中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发现了:治理主体和治理手段趋向多元化;多元治理主体间开始互动融合;政府在生态治理中作为核心行动者并发挥主导作用,企业、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虽然开始参与到生态治理中但发挥作用不明显;多元主体间的合作融合程度决定了生态治理的整体效能。为破除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困境,需要建立生态治理的专业化机构以更科学的方法协同好政府内部的治理行动,建立市场化的生态治理机制进而协同好政府与企业的治理步伐,建立公众参与制度以协同好公众、政府、企业三者之间的生态治理行为。     

“社会治理社会化”论纲——超越技术逻辑的政治发展战略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中,"社会治理社会化"兼具现实与历史意义。它不但是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变化后治理工具的新选择,而且具备撬动"治理制度转型"与"学术话语转型"的深层意义。"社会治理社会化"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打破社会治理长期被少数部门掌握诠释权的局限,开启"成为引领全局工作话语"的机会窗口。系统勾画"社会治理社会化"的途径,一是推动"政治行为社会化处理",二是推动"行政行为社会化合作",三是推动"社会事务社会化自治"。"社会治理社会化"的支持条件包括:第一,理念革新:基于历史走向与现实发展要有"新时代"的理论认识;第二,顶层设计:基于"底层实践"的需求推进全局性的社会化改革;第三,社会增能:厚植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基础和文化基础;第四,机制优化:基于"社会需求导向"精准推进资源配置方式改革。     

公民表达权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治理

以法治方式治理国内日益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从群体性事件作为民众以非规范化方式公开表达诉求的面向观之,其法律治理需要兼顾保障公民表达权利与规范无序行为两个维度。民众以集体联合的"群体性行动"方式进行公开表达有其特定的正面功能,然却极易造成社会失序。因此,应充分发挥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对保障公民表达权和规范公民集体行动的作用,适度放开公民表达权利行使的许可限制,将公民的集体诉求表达纳入规范和可控的法治轨道。     

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困境探究——以实证分析为视角

基层社会治理是考验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以政府主导为基本原则,在治理理念、主体格局、法规体系、运行机制等方面仍需改进,需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较全面地探究基层社会当前存在的普遍性的治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