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侵权法

该书《译后记阶绍说：“本书作者文森特·R·约翰逊教授是美国研究侵权法的著名专家。他多年来从事侵权行为法的教学与研究。本书通过对两百多个简短生动的典型案例的介绍和分析，用清晰易懂的叙述性语言，阐述了美国侵权法的基本规则和美国侵权法所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     

证券投资纠纷仲裁问题研究

证券投资纠纷仲裁是一项重要的纠纷解决制度。采用仲裁方式不但可以方便、快捷、高效地解决证券投资纠纷,还可以为双方当事人保守商业秘密,是适合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最佳选择。重构我国证券投资纠纷的仲裁体制,由中国证券业协会负责筹建解决证券纠纷的行业仲裁委员会,是完善我国证券投资纠纷仲裁制度的必由之路。     

论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程序性再审事由的修订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正案对民事再审事由作出了重大的修改和完善。其中对程序性再审事由的规定体现了我国立法机关奉行程序公正的立法理念,向构建再审之诉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目的是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有效地解决当事人反映突出的"申请再审难"问题。     

电子存证证据真实性的审查认定

诉讼中,越来越多的电子证据以电子存证证据的形式呈现.同时,与电子存证证据相关的纠纷也日渐增多.其中,电子存证证据真实性认定问题是电子存证证据司法运用的关键问题.实证分析发现,不同的电子存证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程度存在差别.应当根据电子存证证据对案件事实证明充分程度的不同,将电子存证证据分为覆盖电子数据全部生命周期的电子...     

认罪从宽的经验基础——以故意伤害罪为例的实证分析

规范规则与经验标准共同构成了我国认罪情节适用的规则体系.现阶段认罪认罚从宽方案设计严重依赖规范规则,忽视了经验标准,欠缺合理性、逻辑性、有效性,且适用范围有限.对303256份故意伤害罪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发现,司法实务中认罪情节对量刑有显著的从宽作用:其中自首的影响大于坦白,坦白与当庭自愿认罪基本相当;在根据法定刑设置...     

民商事诉讼中电子证据的法律问题研究

电子证据作为一种新型的证据形态在证明案件事实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基于电子证据自身的特点,在司法适用中仍面临诸多难题,亟需对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在电子证据的内涵方面,应从广义的角度进行界定,使其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司法实践方面,应明确电子证据存在着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较弱、采信率普遍较低、有效的举证形式过于单一等适用障碍;在对电子证据的审查方面,应着重从“合法性”和“真实性”两个方面采用区别于传统证据的认定规则。此外,法院还应在智慧法院的建设过程中积极探索实现电子证据档案保存的无纸化。     

行政公益诉讼听证价值辨析和模式优化

行政公益诉讼听证的主要目的在于,公开听取以听证员为代表的社会公众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评判意见,更好地实现保护公益的目的。但在实践探索中发现,听证主题难以精准掌握,听证员意见的性质作用也不明确,亦缺乏相应的配套程序,难以充分实现听证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价值需求。因此,应当把案件的核心关键问题作为听证主题提交讨论,选任听证员时应侧重其专业素养。听证员针对专门问题发表的听证意见,可以综合其他证据作为案件办理的参考依据,赋予其相应证据效力。     

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政策法律：国际组织与规则探究

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政策法律领域的关键议题逐渐聚焦,关键环节、前沿领域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重要性凸显,依托重点平台深度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多边活动的必要性日增,通过对话合作机制探索新机制的国际治理合作进一步强化。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联合国开放成员工作组、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联合国网络犯罪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国际电信联盟、亚太经合组织、世界经济论坛网络安全中心、国际互联网协会、欧盟、东盟等网络空间政策法律制定领域的重点国际组织或工作组,是我国参与相关国际事务活动以及跟踪各项进程动态的立足点,有必要结合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IGF）等组织中的重点议题,以规则为线索跟踪分析当前网络空间国际政策法律规则进程的现状及分歧。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规则方面的主要议题包括网络军事、网络犯罪、技术设施、数字经济、内容审核等,各国、利益攸关方的博弈以这些规则为焦点开展。     

构建大湄公河次区域争端解决机制的思考——以区域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模式为鉴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下简称GMS）于1992年由亚洲开发银行发起,涉及流域内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等6个国家。对任何贸易体制而言,无论是全球性的多边贸易体制,还是区域性的双边或周边贸易体制,争端解决机制是其贸易规则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对GMS来说同样如此。因为,无论GMS贸易自由化规则设计得如何科学合理,若没有一套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作为其实施的后盾,6国之间的贸易纠纷就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数据可携带权保护范式的分殊与中国方案

有关数据可携带权的保护范式,各国立法与现实给出的答案并不统一。在立法上,以创设法律条文的方式,将数据主体所享有的其在个人数据上的利益确认为一种权利,体现出立法者的“赋权保护”理念;在现实中,数据可携带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绝对权,数据作为客体并不明确和特定,为衡平数据流通之上存在的多元利益,不得不诉诸对数据携带行为进行更多规制,倒逼“行为规制”模式的产生。对中国而言,目前比较可行的保护方案是“权利化模式”与“行为规制模式”并行不悖,数据可携带权既可以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框架下进行权利规则的完善,也可以在竞争法领域诉诸对数据控制者更多的行为规制,使“纸面上”的数据可携带权,打破“权利泛滥”的误读,转化为促进数据自由流通的“尚方宝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