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北京金融法院的决定

为实施国家金融战略,维护金融安全,健全金融审判体系,加大金融司法保护力度,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根据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特作如下决定:一、设立北京金融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审判庭的设置,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金融案件的类型和数量决定。二、北京金融法院专门管辖以下案件:(一)应由北京市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二)应由北京市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以金融监管机构为被告的第一审涉金融行政案件。     

“深度伪造型”新型犯罪的危害及治理对策

以“AI换脸”为代表的“深度伪造型”新型犯罪具有极易发生电信诈骗、滋生网络谣言、证据不易保存等特点，冲击人伦道德、冲破法律底线、干扰正常监管，社会危害严重，法益侵害极大，给案件侦破带来诸多困扰。公安机关需结合个案特点，提高侦查工作的技术应用，加大打击力度，强化法律规制，完善对平台运营商的管理，实现对“深度伪造型”新型犯罪的综合治理。     

行政复议20年:实质性化解7成案件

近年来,增长较快的案件类型为工商领域和食品药品领域,反映出市场活力不断释放,行政争议正逐渐向市场监管相关领域转移。同时,信息公开类案件数量呈现出"爆发式"增长。要增加行政复议的吸引力,就得在体制上下工夫,让它变得更加独立、公正、权威——对地方政府作出的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不服怎么办?对地方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作出的工伤鉴定不服怎么办?对公安执法不服怎么办……这些问题常常出现在普法网站的搜索词条中,多是群众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有异议时的求助。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除了行政诉讼外,行政复议也是化解行政争议的主要救济制度。     

以产业优势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杜尔基镇位于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中部,是典型的多民族融和发展镇区。近年来,杜尔基镇党委、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牢抓住“吃生态饭、做牛文章、念文旅经”的发展定位,协调推进脱贫攻坚战、人居环境整治以及衔接乡村振兴战略,紧紧围绕增强农村牧区内生发展动力,通过采取“抓水稻、牵牛鼻、保生态”一系列措施,不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基于陕西省延安市索洛湾村的调研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基层政权的迫切需要,是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应然选择。但是,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党员结构不平衡,在党意识不强,农村干部本领恐慌,管理制度、监督机制不健全。需要通过选优配强带头人,提升党员队伍素质,增强服务效能,提升乡村治理能力,落实主体责任等路径,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促进全面从严治在农村落地生根。     

办“年”

人老爱回忆往事,眼前的事忘得快,几十年前的事却记忆犹新。每当过年,便想起儿时故乡办年的情景。小时候,我和所有同龄的孩子一样,天天盼着过年,特别是到了腊月,每天早晨刚起床就问娘,还有几天过年呀?这时,俺娘就笑着顺口说:“快了,快了,吃了腊八饭,就把年来办。”在俺这山区农村,所谓办年主要是四件事:杀年猪、磨豆腐、杵糍粑、做年糖。     

类似案件判断中比较点的确定:原则、路径与运用

比较点是法官判断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是否构成相关类似时所依赖的标准。在实践中并不存在判断类似案件的统一法则,因而比较点的构建也是因人而异。比较点既包含法律规则也包含案件事实,本质上是决定指导性案例裁判结果的判决理由,也是其指导性的体现。法官在选择比较点时应遵循两条原则:其一,比较点构成指导性案例裁判结果的充分条件;其二,比较点在内容和形式的表达上符合经济原则。在构建比较点时法官应采用初步假定、实质比对的路径,确保高效且准确地判定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是否构成类似案件。     

农村电商发展的瓶颈与破局

农村电商依托互联网连接农村和城市,带动农村发展,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农村基础建设薄弱、人才匮乏、品牌分散、配套服务体系滞后等问题,应注重补齐短板、引才引智、打造农产品品牌、优化营商环境,更好助力脱贫攻坚.     

走适合贵州山地特色的农业产业规模化发展新路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贵州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2018年起掀起了一场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的产业革命。两年来,多方数据表明,通过减种低效玉米、推广髙效经济作物,小农经济观念正在向市场经济观念转变,农民普遍增收,干部能力得到提升,精神状态持续向好。     

农村青年干部为何留不住——基于社会认同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青年对农村干部这一职业群体社会认同程度在入职前后出现的由高到低转变,导致了其从选择进入农村干部群体到主动从乡镇村岗位中流出,在其中,自我认同、社会及组织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重构自我认同和追逐自尊的过程中,择业青年选择进入农村干部队伍。但由于现代性社会风险的压力,青年在基于追求安全感的自我认同建构中呈现出高度的危机意识和带有焦虑色彩的上进意识,并在职业的稳定性中表现出来。同时,在社会比较、体制内的政策冲突和组织隐性规则下,农村青年干部遭受了群体外部积极性构建失败和群体内部合法性的持续瓦解。在目前,构建农村干部群体的社会意义系统应成为维持农村青年干部稳定性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