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公司治理中的执行官制度研究

公司治理的目的在于排除不正当的经营并提高经营的效率性。日本于2002年商法修改中引进了类似美国的执行官制度,并期待以此来促进经营的效率性。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虽引进了该制度,但并没有强制性地要求所有股份公司必须采用它,公司可在原有的经营体制与新体制之间自行选择。这意味着,决定公司治理模式优劣的不是法律,而是市场,公司法的作用应该是为公司的发展扫除障碍,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从委任到竞选:我国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选用的方向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必须在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人选用中坚持竞争择优的原则,西方竞选制度中合理的成分应该可以为我所用。从目前地方的实践来看,尽管竞选还有很多需要完善之处,但已经在很多方面取得了突破,对于深化干部选用制度改革来说,是一条值得尝试的道路。     

从交易型披露制到公司登记型披露制——论跨国证券信息披露制度的变革

传统的跨国证券信息披露制度为交易型披露制。随着证券市场的一体化发展,各国证券法律相互适用或者证券法律普遍适用,跨国证券信息披露制度也发生相应变革,由传统的交易型披露制走向现代的公司登记型披露制。     

学务指导制下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学务制的指导思想是使大学生更快更好地适应大学的学习环境和要求,充分利用学校各种教学资源,在选择学习课程与专业、制定大学期间乃至人生发展规划等方面得到教师的有效帮助及指导,为积极稳妥地推行学分制提供保障;同时将专业教育与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教师育人的主体作用,倡导高水平教师更多地参与本科生指导工作,建立和谐融洽的新型师生关系,实现教书育人的有机结合,以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和学校的办学水平。     

从两大法系陪审命运看我国陪审

当陪审制以其"伟大的"民主的象征征服了渴望民主的世界人民的时候,各国纷纷效仿,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了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和大陆法系的参审制度.我国70年来不断努力想保留这张美丽的民主外衣,但结局是令人尴尬的,陪审制在中国到底何去何从?     

认缴制度下（非破产情形）股东出资义务的加速到期研究

2013年的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给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让如何更好地平衡公司内部自治以及债权人的关系,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利益这一话题再次引起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关注,也让如何更好维护债权人利益问题再次成为大家的关注焦点。本文基于实务中出现的大量非破产情形下债权人请求股东加速出资,以维护债权人利益的案件,根据法院的审判思路,提出了认缴制度下（非破产情形）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可行性以及构成要件分析。     

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的授权资本制度比较研究

公司行为需要公司法予以规制、调整和保障,公司的发展需要公司制度的支撑。我国2021年12月公布的《公司法（修订草案）》引入了授权资本制。在公司法运行的长期实践中,各国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了不同的公司制度,包括法定资本制、折中资本制以及授权资本制。本文将通过对这三种资本制度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以盼读者更明晰授权资本制与法定资本制之间的差异,为我国在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的授权资本制度的选择和适用提供更好的方案。     

晋商身股制的MBO启示

考察山西票号身股制与现代MBO之间的关联,对中国推行现代MBO有着诸多借鉴意义。当前我国企业实践MBO应吸取山西票号的教训,适当限制管理层持股的份额     

授权资本制中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的建构与行使

《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对授权资本制下不当发行的规制有所不足,后续修订应强化股份发行的事前规制。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是股东的保护性请求权,基于减少代理成本、禁令救济经济效率、股东权利的合同理论以及少数股东保护等正当性基础,应当在《公司法》中增加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规制不当发行需兼顾公司融资与股东权利保护这两项价值,股东行使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需满足不当发行与股东遭受损害两要件,同时应规定股份发行之前董事的通知义务,尤其当特定认购人可能取得公司控制权时,董事会应事前向股东通知认购人的信息。《公司法》通过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事前规制不当发行,有助于强化授权资本制的体系效应与法律确定性。     

“过渡型片区”体制：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新探索

乡村治理体制与基层社会的匹配程度深刻影响着基层治理效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经历了从管区制到社区制的历史变迁,每一种乡村治理体制都是国家与社会基于不同时代的发展要求对乡村治理具体实践的创新与发展。在现代国家治理的新阶段,“社区制”乡村治理体制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激活自治活力、便于有效管理的价值功能。但在现实中乡村社会治理条件不一、治理任务复杂多样,统一的、固定化的乡村治理体制很难承载所有的治理事务。乡村治理体制的设置,必须考虑该体制需要承载的功能、社会发展阶段及社会基础条件的差异性等复杂因素。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实践创新中,“过渡型片区”体制成为治理有效的重要形式。相较于原有的乡村治理体制,其在主体构成、权力配置、运行机制、价值功能等方面具有新的特点,能够满足当下乡村治理的基本要求,助力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