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价值、存在形态及特性

信仰作为人类最基本最深刻的精神活动和精神现象,对人类自身精神能力的发展与提高、对社会的运行及个人生活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和难以估量的价值.现实的信仰活动以主观与客观两种形态存在着.信仰一般具有三种特性:形而上学性、超越性、神圣性.     

浅析社会治理体系的网络结构及其过渡形式

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结构是一种网络结构。类网络化结构是单一主体治理结构向公共管理多元主体结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是通向网络结构的过渡形式。网络结构改变了官僚制的中心—边缘结构,是无中心的结构框架,打破了组织的边界,社会治理主体之间具有可渗透性和模糊性,密集的多边联系和充分的合作是其主要特色。网络结构内部权力关系、法律关系被新生的伦理关系融合,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结构关系。     

论马克思人的“类本质”概念

马克思从人的活动的角度来理解人的类本质,就是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理解人的类本质。这样,人的类本质不再是什么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由人自身创造又不断超越的自我创生的过程,从而与本质主义的观点有了根本的区别。     

古代汉语没有积极修辞的转类吗--与郭焰坤先生商榷

转类作为一种积极修辞格,具有特定的修辞结构和特殊的修辞效果。这种辞格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运用也渐趋成熟。而《修辞学习》1998年第二期发表了《转类性质的历史演变》一文,其作者郭焰坤先生列举了大量名词适用的例子,认为“转类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性质”、“先秦两汉时的转类不是辞格”、“转类作为一种积极修辞方式,它萌芽于明末清初而成熟于五四之后”。郭焰坤先生的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超越“劳动二分法”：平台用工法律调整的基本立场

平台用工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具有劳动法讨论意义的是组织型平台,包括基于劳动合同的模式和非基于劳动合同的模式,后者是法律关系定性争论的对象。此种非基于劳动合同的平台用工模式不同于常规劳动关系,在劳动过程中同时存在一定程度的平台控制与劳务提供者自主,不符合现有从属性标准,不成立劳动关系,在现行法中属于民事非典型合同中的混合合同。此种平台用工在当前"从属性劳动—独立性劳动"构成的"劳动二分法"框架下不能实现有效调整,给予劳务提供者的权益保障不足。问题的成因在于劳务提供者的学理定位是"类雇员",此种平台用工的本质是承揽合同社会化,属于"劳动二分法"下的制度空白地带。因此,应根据此种平台用工中劳务提供者的社会保护必要性,构建介于民法与劳动法之间的"类雇员"规范体系,推动法律对社会劳务给付的调整框架从"劳动二分法"向"劳动三分法"转型。     

我国省域物流金融发展水平及特征的实证评价

文章依据我国物流金融发展现状,以物流金融宏观发展的视角从内外两个维度构建了物流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2015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首先,我国省域间物流金融综合发展水平有着明显的空间地域差异以及非均衡性,聚类结果分为四个发展层次,呈现出一种"金字塔"型分布;其次,物流金融内外部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内外部发展结构不平衡,尤其是外部发展水平之间差异更为显著;最后,我国大部分地区面临物流金融发展失调的局面,特别是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不仅面临着内部结构发展不足,还面临着外部失调的两难困境。     

对价值和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续思——基于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视角

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的逻辑起点,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对价值的界定和理解方式在哲学界早已饱受诟病。从马克思交往实践观这一视角出发,价值不仅是一个表明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范畴,也是表明主体与主体关系的范畴,是这两种关系的产物。马克思交往实践观很好地揭示了"客体满足主体需要"、"主客体关系说"的价值内涵对人的拒斥和消解,还价值以"属人性"——价值就是人的价值。依此,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研究几十年来一直沿用的"术语体系"和"解释框架"都值得商榷,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确切的表述应是思想政治教育效用价值,是否有利于价值的开发和提升是评价思想政治教育效用价值的根本标准。     

活力青春 多彩校园

正广东青年职业学院充分利用各项有利资源,搭建平台,创新学生活动形式,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调动广大青年学生在活动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学生们在活动中团结青春力量,展现青春风采。学院鼓励学生学以致用、求实创新。近年来,组织学生参加各类比赛活动二十余次,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     

论刑事诉讼中“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

"情况说明"随着司法实践的需要应运而生,从"两个证据规定"开始,刑事诉讼的规范层面开始将其纳入法条,然而在接下来包括2013年《刑事诉讼法》和《高检规则》等规范中,"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一直摇摆在承认与否定之间。在理论的维度里,关于"情况说明"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讨论从未终止。反对者的观点太过注重证据的法定形式,且"一刀切"的做法太过武断。赞同者将"情况说明"进行类型化分析,可以有助于把握每一类"情况说明"的特点,然而"相对否定派"和"相对肯定派"在对待"程序类情况说明"和"证据类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时出现了分歧,其中"相对否定派"未能准确把握刑事诉讼证明对象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