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中独具特色的CIF合同风险的移转及其比较

本文通过对国际贸易术语中海运条件下，ＣＩＦ（成本加保险费加运费）合同分别与装运港和目的港交货合同风险的移转界限及主要区别的比较，充分地显示出ＣＩＦ价格术语是典型的象征性交货合同，它具有风险最大，最具特色同时对买卖双方独具优势和魁力，因而也是被各国在国际货物买卖中采用得最为广泛和持久的贸易术语的法律特征。     

《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凭单放货”义务重大变革之反思——交易便利与交易安全的对弈

出于交易便利的考虑,实践中无单放货问题日渐凸显,危及了交易安全。为了解决此难题,《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凭单放货义务进行了重大变革。但相关制度设计并未实现便利交易的目标,同时削弱了交易的安全性。中国应在兼顾交易便利与安全的基础上对可转让提单坚持凭单放货,同时允许承运人在记名提单下有条件地无单放货,把大力发展电子单证作为解决无单放货难题的出路。中国对加入公约应持审慎态度。     

论无正本提单提放货的责任属性及权利救济——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针对2009年3月5日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无单放货规定》）第3条关于对承运人无正本提单放货责任属性的定性以及第11条和第13条关于无正本提单放货人和无正本提单提货人责任承担方式的规定,采用剖析承运人在目的港交付货物所处的法律地位和动态物权进入流通领域的法律特征的方法,在分析和论证后指出：首先,承运人依据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约定和法律规定,在不改变承运人的法律地位和不免除承运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义务的前提下,在卸货港向收货人交付货物的问题上是处于卖方托运人交货代理的法律地位,承运人虽未凭正本提单错误放货,并应对无单放货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因承运人无单放货不具有法律规定的侵占或损害他人财产权的侵权特征,故承运人无单放货只构成违约,而不能构成对提单持有人物权的侵害。《无单放货规定》第3条将其规定为违约与侵权责任竞合,缺乏事实依据。其次,当具有财产权的货物进入流通领域以后,在货物交易合同没有解除的情况下,该财产即货物作为交易的标的物,在合同相对人之间只表现为债权的相对财产。虽提货人未付款,在货物所有权未发生转移时仍占有货物,但该行为依法只构成不当得利,而不能构成对提单持有人物权的侵害。《无单放货规定》第11条规定由承担违约责任的承运人与承担返还不当得利的提货人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最后,在提货人与提单持有人达成付款协议以后,该行为依法应是提单持有人对交货代理人即承运人超越代理权无单放货行为的追认,由此依法应免除承运人无单放货的违约民事责任。《无单放货规定》第13条规定仍不免除承运人民事责任,与民事代理法律制度不符,且损害了承运人的合法利益。     

凭单制在我国教育领域中的适用性分析——一种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作为公共服务制度安排的一种特殊方式,凭单制在西方国家公共部门改革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凭单制在我国公共部门改革中的应用,却只是近年来在教育领域发生的现象,其中尤以浙江长兴县的"教育券"改革和湖北监利县的"教育变法"最为典型.从传统体制下的行政垄断到发行"教育券",无疑是一种制度上的变迁.这种变迁是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变迁模式与变迁方式则依当时的客观情况而定.作为我国本土自生的凭单模式,长兴教育凭证和监利"义务教育卡"具有一定生命力,在特定公共服务领域具有很大推广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