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化犯

在理解转化犯的概念时,需特别强调转化犯的以下基本特征:转化犯是基本罪在法定条件下转化为转化罪的犯罪形态;转化犯的前行为应是犯罪行为,而不应包括违法行为;基础之罪向转化之罪转化的过程中,存在着既遂、未遂、犯罪预备的形态。     

中西文化与古今刑法之间——清代盗律中的时空因素

盗律是《大清律例》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盗行为发生的时间与空间,常是决定定罪与量刑的重要因素,其影响着盗行为的恶劣程度——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大小,以及盗行为对被害人、社会公众产生的身心损害程度等。此处古今"刑法"之异同,折射出中西文化之间的某些重要的扞格与暗合。     

宋代胥吏对立法的影响

宋代立法上发生的重要变化需要从胥吏活动方面作进一步的解释。首先,防范和限制胥吏构成宋朝修法的基本动机。其次,高级吏人在历次大规模修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法典风格到内容倾向,都具有明显的吏人色彩。最后,胥吏活动与例的兴起有着密切关系,在用例和修例的反复冲突中,修例日益成为重要的立法活动,影响及于明清。因此,胥吏活动对宋代立法诸方面都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防控与失控：清代重惩奸罪与“因奸杀夫”

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担任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随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国学习西方法治的探索迈出了重要一步。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法治道路上摸索前进,在这一进程中,法律传承已成为与法律移植并重的重要面向。接续传统以更好地走向未来,则逐渐得到了更多认同。为此,本刊特约请武树臣教授和徐爱国教授撰稿剖析中华法系的成因与发展历程,解读现代中国法律思想的渊源,并汇集青年学者关于传统法律研究的最新成果组成专题,以期推动对一百年来法治探索和几千年传统法律文明的讨论。     

清代法律位阶关系新论 ——以《大清律例》和《户部则例》的关系为例

作为清代法律体系的主干法律，《大清律例》与包括《户部则例》在内的部门则例均是具有重要实用功能的基本法典，它们分属于不同的门类，在调整方法和条文内容等方面具有互补性。就法律体系内部的效力等级而言，《大清律例》并不存在凌驾于《户部则例》之上的法律位阶，它们在不同的领域发生作用，彼此间是一种分工与配合的关系。部门则例是中国传统法律部门发展完善的最后阶段，标志着清代法律体系已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法制的完备形态。     

古医籍误训例析

以古典医籍中误训错译的一些典型例子 ,从不明词义、不解虚词、不知医理、不辨古训、不谙通假、不事校勘等方面辨析了误训的原因     

明代典例法律体系的确立与令的变迁 ——“律例法律体系”说、“无令”说修正

传统的明代“律例法律体系”说、“无令”说应当修正。明代建立的新法律体系是按照“以典为纲、以例为目”的框架构建的，应总称或简称为“典例法律体系”。“律例法律体系”说忽视了《明会典》系“大经大法”和洪武年间颁行的《大明令》等十一种法律并非刑事法律这一基本史实，因而失之偏颇。明初在变革传统律令法律体系时，把单行“令”的称谓变换为“事例”，二者名异而实同；《大明令》不仅在明开国后百余年间被奉为必须遵行的成法，即使正德、万历两朝《明会典》融《大明令》入典后，其有效条款仍在行用；明人以诏令颁布国家重大事项、把“制例”称为“著为令”的传统，直至明末未变，所谓“明代无令”说不能成立。     

清代法典编纂理念之沿革——以刑典为中心的考察

有清一代，帝国刑典经历了数次编纂。每次编纂之间虽多有沿袭，亦多有变革，这归因于背后的编纂理念代有差异。顺治律颁行于立国之初，坚持“效法明律以应急”;康熙则例制定于满清统治稳固之后，推崇“因时制宜以求治”;雍正律修成于帝国积累上升之际，注重“析异删繁以画一”;乾隆律动议于康乾盛世的“高光时刻”,讲求“随时酌中以尽善”;宣统律面世于危亡之秋，贯彻“兼采中西以图变”。在不同编纂理念的指引下，帝国刑典在体例结构、制度内容等方面取舍不一，最终呈现出的样貌亦是同异互见。     

近代中国统一法律适用的实践

统一法律适用(解释)是近代中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清末的法院编制法即明文赋予最高审判机关以统一解释法令权，从北洋政府大理院时期到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司法院时期，最高审判机关判决例与解释例的制作规则日趋完善，“司法造法”的编辑体例也逐渐定型。面对政治分立与积案如山的挑战，最高审判机关仍普遍地行使终审权，这是实现统一法律适用的基础。判例要旨及其汇编呈现出明显“法条化”的特色，这不仅适应了当时司法的现状，也与“律例并行”的传统相暗合。民国时期的解释例也是“广义的判例”,司法解释呈现出“裁判化”的特色。近代中国的制度建设与司法实践，对于当代中国的统一法律适用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