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分八字”考释

我国古代律学家称"例分八字"为"律母",视之为重要的"读律方法"。其实,这八个字是古代律学家总结出的重要立法方法,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最早由北宋范镇明确提出,北宋中后期的律学家傅霖进行了初步注解。元代律学家结合唐律、宋律、元代法律进行了全面注释,促进了"例分八字"的成熟。明初,"例分八字"全面进入法律之中,成为法律的凡例,这引起了律学家们对"例分八字"进行大量的研究。王明德是其中的集大成者,他纠正了前代研究者诸多不正确的认识。但囿于时代局限性,王明德的认识仍嫌不够。从现代立法方法的角度看,"例分八字"的主要作用是建构法律类型,从而使得法律体系化。     

谈谈章邯手下秦军的构成

秦末农民起义运动中的镇压者、秦军统帅章邯手下的几十万大军的来源,不是像司马迁所说的那样,仅仅由骊山徒和人奴产子构成,而是以秦中子弟为主,辅之以上两种人。所以,这只军队才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和惊人的凝聚力。     

故事与汉魏晋的法律——兼谈对于《唐六典》注和《晋书·刑法志》中相关内容的理解

在汉、魏、晋时期 ,故事与律、令、例、比、品式章程、制诏等法律的关系密切而复杂。故事通常是国家立法定制的一种经典依据 ,而法律适用中的事例往往又成为故事的一个主要来源。晋朝还曾将典型故事修定汇编 ,与律、令并行 ,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关于故事与汉、魏、晋法律的关系 ,学界的认识颇有分歧 ,对于《唐六典》注和《晋书·刑法志》中相关内容应如何理解也值得探讨。因此 ,有必要运用史料辨别、分析故事与上述诸种法律形式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揭示其间的辩证关系。     

公益广告的发轫与发展

"公益"作为一个汉语词汇,出现在五四运动之后,译自"public welfare",其意为"公共利益"。在五四运动前,人们没有或少有"公共利益"这个概念。有据可查的最早用例见于鲁迅文章《准风月谈·外国也有》中:"只有外国人说我们不问公益,只知自利,爱金钱,却还是没法辩解。"另外洪深《少奶奶的扇子》第一幕中也提及:"王太太有两位姓张的内侄女,很热心公益,在霞飞路一个什么妇女改良会尽义务。"公益广告,也被称作公共服务广告、公德广告,是为公众服务的非营利性广告。     

例谈新课标下数学思想在低年级数学教学中的渗透

数学思想蕴涵在数学知识形成、发展和应用的过程中,是数学知识和方法在更高层次上的抽象与概括,《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指出,教师应该揭示知识的数学实质及其体现的数学思想,帮助学生理清相关知识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笔者认为,对于低年级学生让其在积极参与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初步感悟数学思想不失为此阶段渗透数学思想的最佳策略。     

《唐律疏议》中的“及”字例析——传统中国的立法技术一瞥

展现中国古代立法技术的"八字例"中,包括"及"字。唐律以"及"字分隔特定内容,其适用情形可分为两类:一是开放式地列举典型事项以描述大略,常见于对人、事、物的解释说明;二是穷举各种可能以限定范围,常见于描述行为及多个行为人之间相互牵连的关系。定律广泛使用"及"字,而不拘泥于"同罚"。律条中用"及"字,符合"互文省文之法",体现轻重权衡之理,集连贯与分类效应于一字中,提示异质同构、异事同罚的条件性。律典中所用的"及"字,往往是在含混列举与准确分隔之间切换,体现了法律用语在细致与简约中求取平衡。     

法何以赢得普遍信赖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法唯有赢得普遍信赖,方可赢得普遍服从,进而实现法治。而法要赢得普遍信赖,需要从"有利"、"有理"、"有力"、"有例"这些关键词着手。在利害上,法是对社会成员"有利"的;在价值上,法是"有理"的;在实践上,法是"有力"的;在生活中,法的成功运行是"有例(证)的"。唯有如此,法才能赢得社会成员的信任和依赖,才能获得普遍服从,这时法才成为治国之重器。同时,当"信赖"逐渐变成一种法治文化时,它就成为一座通往法治"信仰"的桥梁。     

人大研究杂志部分来稿语言文字失范实例评析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管并主办的人大研究杂志，作为全国唯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学术期刊，多年来致力于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理论研究和人大工作的实践研究，坚守自己的办刊宗旨、办刊方向及办刊风格，逐渐形成了刊物理论特色显著、质量和品位较高的特色，在全国人大系统、学术理论界多有影响，也受到这一领域读者、作者的普遍关注、好评和支持。人大研究杂志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办刊效果，     

再论"《资治通鉴》标点斠例"两则

针对<资治通鉴>中的标点问题,通过与有关文献及学者的观点进行比较,重新予以审视,求出更为客观的说法.     

民国北京政府惩治盗匪之司法实践——以大理院解释例、判例为中心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匪患猖獗,北京政府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惩治盗匪的刑事特别法规,加重了对盗匪案件的处罚,简化了盗匪案件的审判程序。通过对大理院有关盗匪犯罪的解释例和判决例的详细分析,可以了解民国初期的司法实践的近代化进程,探讨影响其实施状况的诸种因素,并考察其司法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和不足,为当代法治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