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平与政府责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在我国的迅速发展,开启了向“信息社会”发展的进程。与此同时伴生出一种新的社会分化——信息分化,对社会的公平与和谐产生了不利影响。本文在分析当前我国社会信息分化现象的基础上,指出信息环境、个体知能条件、信息投资条件以及对于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是导致这一问题的直接因素。面对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政府在信息分化的社会调控方面,应当将其职责定位于技术扩散、物质资助、教育培训、优化环境等方面。这是我国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时代背景下实现快速、稳定、和谐发展的策略选择。     

当代中国社会分化与中国共产党整合功能的重新定位

改革前 ,中国共产党以党、国家、社会一体化高度集权方式整合社会 ,呈现出种种弊端。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化的新形式下 ,党重新整合社会的有效性取决于党执政合法化程度的提高和合法性水平的提升。目前 ,党在这两方面的努力是通过“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展开的 ,这是党有效整合社会的落脚点和根本点。随着党的社会基础扩大 ,党整合社会必须先整合自身。要达到这一目的 ,集中表现为党必须克服自身的“异化”。     

社会阶层分化对军队政治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新的历史时期,社会转型引发了明显的社会阶层分化,对当前军队政治工作发展的影响日益深刻。一方面,这种分化对军队政治工作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其分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可能诱发转型期军队政治工作的不稳定。当务之急是要积极采取措施,避免和化解消极因素,引导和推动阶层分化健康发展,使其成为军队政治工作民主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力和生长点,发挥其在社会结构转型中重大而积极的作用。     

对中美两国贫富分化的比较及其启示

从数字上看 ,中美两国的贫富差距都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 ,并且两国国内的收入差距均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 ,但两国的贫富差距的表现形式以及造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都不同。本文在对此进行详尽分析的基础上指出 :经济增长有利于消灭绝对贫困 ,但并不必然会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 ;考查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程度 ,不能仅凭简单的数字对比 ;中国面临既要发展经济以解决增量财富不足 ,又要解决社会贫富差距的双重压力。     

论社会结构的划分

社会结构是用来表示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集团和各集团之间稳定联系体系的术语。研究社会结构 ,既要回答社会“由何构成” ,又要回答社会“如何构成” ,以揭示社会系统中诸要素的联结方式和互动关系。也就是说 ,需要同时分析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整合。分化与整合既是一种状态 ,又是一个过程。     

婴儿“吃手”不是毛病

很多婴儿出生两三个月,最爱做的事情是吃手,这与幼儿吮吸手指是不同的,是婴儿智力发展的一个信号,是婴儿进入手指功能分化和手眼协调准备阶段的标志之一。专家说,新生儿到两三个月时,随着大脑的发育,逐步学会两个     

新工人研究范式再思考

正在变成"新工人"的新生代农民工们将占据什么样的社会位置,他们与城市中产者将形成何种关系,当知识分子讲述他们故事的时候,是为底层代言,还是新的权力组构的一部分,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屌丝"的余波还未曾散去,"土豪"的热潮已经席卷而来,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推动着一种"语词的政治学":各种热词、新词不断涌现,令人目不暇接,甚至张皇失措,其背后裹挟着深刻的社会分化与结构性重组,因为只有在现实     

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中的利益关系及协调机制

在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存在着多元化的目标利益。出于不同的目标利益,中央、地方和企业已开始体现出不同的行为取向。针对政府与企业不同的行为主体,从产业与市场不同的角度建立相关利益协调机制,从源头破解积弊已久的多种利益割据,才能确保中央、地方和企业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体现出一致的行为取向。     

赣中南农民代际职业分化与分家习俗变迁调查

赣中南农民职业分化代际特征显著,祖父辈为纯粹的种田人,父辈为在乡的手艺人（亦农亦工）,子辈为离土又离乡的打工仔。代际职业分化对农民分家实践的影响表现在,一方面削弱了父辈控制子辈的能力和意愿,另一方面增强了子辈独立的能力和意愿,从而不断促使分家时间提前,最终形成＂结婚即分家＂的新习俗。     

大规模土地流转与农村阶层固化——基于湖北中部地区L村的考察

来自湖北中部地区的调研经验表明,农村阶层分化基础上推行的大规模土地流转对于农村不同阶层有不同的影响。总体来讲,处于经济收入中上层的外出经商阶层和举家务工阶层就短期而言是受益的,但从长远来看,举家务工阶层也存在失地的担忧;处于中下层的务农为主的兼业阶层、务工为主兼业阶层和村庄贫弱阶层的利益则在不同程度上受损。这样的土地流转方式使"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固化了农村阶层结构。另外从村庄整体来看,大规模土地流转并未增长村庄总体收入和整体福利。由此,对于大规模土地流转,政府部门应该谨言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