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分离、四段运行的执行权改革模式

近年来,笔者所在的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积极探索执行权运行机制改革,执行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尤其是2009年以来,针对执行领域暴露出腐败窝案、串案的严峻形势,我们在重庆高级法院的指导下,对当前执行工作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弊     

西方权力制约理论的进程

权力制约是政治学、管理学和法学研究的重要论题.该论题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成熟、完善于近代资本主义革命时期,直至今天依然有很多学者围绕它展开深入的思考和辩论.本文以西方权力制约理论历史发展为切入点,从权力的本质和特征入手,围绕西方权力制约思想的萌芽、成熟和实践,对西方国家权力制约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以期为构建和完善我国权力制约体系提供参考.     

国际合作多元化探析

人类社会是由不同种族和多元文化组成的社会群体,国际合作与社会连带责任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然而,唯经济论掩盖经济科学的人性化,把各种合作行为变成追求利润、扩张市场份额、野蛮开发的手段。事实上,单一市场经济下的合作到处充满着危机与＂陷阱＂。揭开唯经济论的合作面纱,弘扬多元文化合作是设想和谐社会的主旋律。     

财政分权、政治晋升、环境规制失灵: 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环境资源的公共产权属性决定了其容量的使用需要环境规制.对地方主要政府官员的政治激励约束机制是影响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绩效的主要因素.优化政府环境规制绩效的路径选择关键在于激励与约束相容的制度安排,在于建立政府、生产企业、社会大众利益相协调的激励约束机制.     

中国式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中国式分权的典型特点是以政治集权为实施背景,政治经济双重激励下各地方政府针对FDI展开激烈的优惠政策竞争,这些竞争会通过降低流入外资质量或提高外资企业相对竞争力的方式影响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利用1995--2006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考察了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分权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FDI可以显著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财政分权带来的恶性引资竞争会阻碍这种促进作用;分地区回归表明,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不会阻碍FDI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引资质量较低,FDI会阻碍区内生产率水平提高,并且地方政府竞争会加剧这种阻碍作用。     

论单一制中国的财政联邦制——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为视角

单一制与联邦制只不过是国家纵向权力配置模式的类型化。任何国家都存在集权或分权两种力的作用,中国便是一个带有联邦制因素的单一制国家。中国财政联邦制的发展与单一制国家结构框架内的体制多有抵牾,但中国财政联邦制的变革并不意味着宪政联邦制的确立。     

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政策选择

伴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急剧积累,成为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走势和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因素。本文从地方政府负债的理论依据、地方政府债务的分类出发,分析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现状与形成原因,提出一些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建议。     

联邦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分权模式研究

联邦制的启示在于,要实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有必要从宪法上合理配置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虽然联邦国家的中央和地方分权历经变迁,但还是有章可循,而联邦国家的立法分权模式为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县乡关系调整：从权力收放到职责分工

虽然县乡政府之间具有法定的“分权”特征,但受组织人事制度与财税体制等方面的影响,乡镇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受到制约,压力体制下的县乡相互依赖成为县乡关系难以改善的症结所在。浙江省和成都市在统筹城乡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的过程中,对县乡关系进行了调整,分别走上了“县市放权、乡镇扩权”和“放权一收权一分权”的改革道路。与放权、扩权和收权相比,县乡分权是县乡关系调整的根本和长远之计。为实现县乡分权,必须从顶层进行系统设计、增强乡镇财政的独立性和稳定性、提高县级政府直接管理和服务基层的能力,同时增强农村自治组织的能力和权威。而县乡分权的具体内容,不仅仅包括划分县乡政府各自的专有职权,还必须明确两者在履行共有职权中的角色定位。     

政府权力的回归与地方治理的向度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改革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原来的"政府神话"、"市场神话"都被打破,政府权力不断地回归到社会与公民。权力的分散化加速了地方治理方式的变革,地方治理的向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更新,集中体现为:从传统的统治与管理转变为以治理与服务为主;从单一权力主体模式转变为多中心治理模式;从传统的科层制向社会网络体系发展;从集权与控制逐步转变为分权与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