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中国模式的优势

中国崛起是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文明结合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环顾当今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有机结合的国家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中国文明型国家具有八大特征: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     

开展萨满文化研究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萨满文化是一种历史久远的文化形态,它诞生在东北亚、北美、北欧等地区,全世界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属于萨满文化区域。吉林省长白山脉的萨满文化是世界萨满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至今已有5000至10000年的历史。萨满文化是世界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华。     

中国共产党人民生观的理论意蕴与实践形态

关注民生、重视民生、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一直践行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不断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而奋斗。他们的民生观是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完美统一,对于我们现在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特别重大的指导意义。     

复合民主的组织形态

复合民主是人民民主的实践形态。在杭州市的复合民主实践中,建构了政党、政府、社会合作互动、社会复合主体、市场自治、社会中介体等组织形态,这些组织形态支撑和巩固了复合民主,使复合民主作为人民民主的实践形态在杭州的生产生活领域中成为实实在在的与人民群众日常息息相关的民主形态,也使得人民民主不仅仅是一种理想和理论,而且进入了社会现实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日常实践。     

论马克思不同“社会形态”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影响

由于“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说”对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的不同诠释,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采取了不同的模式,共和国前30年与后30年的发展分别以“社会危机”与“巨大成就”的截然不同的结果体现出来。“五形态论”对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与直接“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特征的混淆,使得共和国前30年出现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危机,“一大二公”的高度计划的极端公有制模式也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桎梏。“三形态说”澄清了两种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混淆,正确回答了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模式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农村发展“六步曲”与新型城乡关系构建新思路探索

新型城乡形态是农村城镇化的变奏曲,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农村城镇化需要经过六个步骤：传统生活方式、农民接触新事物、从温饱到致富、以特色产业嫁接本地经济、新农村初具轮廓、新型城乡形态建立。成都和华西农村的新型城乡形态建设机制提供了这方面的生动案例。新型城乡形态下的农村需要在各方面发生显著变化：职业变化、链条延长、景观改善、人本管理、文化繁荣、合作共赢、生活体面。     

太原市新型城乡形态探析

新型城乡形态是新型城乡关系的表现形式,是一定地域范围内城乡融合、一体发展过程的外在表现形式,是现代城市与现代农村和谐相融的城乡形态。太原市城乡经过多年的发展既有成就,也有问题,如何借鉴国内外城乡发展先进经验,提出太原市构建新型城乡形态的宏观思路与战略重点及路径选择是形势所迫。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其创造性、与时俱进和不断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开放的产物,具有开放性的品质。开放性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宝贵品质。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全面解读民主集中制原则与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兼与许耀桐先生商榷

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许耀桐先生将有关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理论与实践类型进行了分类解读,主要将其分成四种类型,并逐一评析,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有些论点值得商榷。解读民主集中制原则应该全面,不仅需要理论概括,还需要联系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实践形态加以深入解析。民主集中制原则在苏共的实践中与文革之前中共的实践中都存在偏差,需要认真记取历史教训。纠正实践偏差,关键在于不断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保障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这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论灾后重建中农村新型社区的构建——以都江堰翠月湖镇清江村为例

受社区空间分布形态影响,汶川地震后建设的新型农村社区出现了产业规划、空间布局、观念文化等与村民生产生活不适应等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灾后重建中合理规划产业布局、调整社区建筑、引入专业管理,统筹考虑村民生活质量、经济来源和社会交往等需求,使灾后重建中农民集中居住新型社区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