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问责制度建设及实践的问题与对策

当代中国问责制度建设及其实践均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人大作用不能很好发挥、问责启动事由过多,对重大事件的事后追究、规范化程度不高以及问责过程中存在偏差等诸多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国家权力结构、党政关系、行政管理体系和干部人事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以及实际运行方面存在的缺陷。进一步完善中国的问责制度应该以理顺权力关系为前提,以明确责任划分为关键,以加快问责体系建设为根本,推进问责实践深入实施。     

对抗下的合作:当事人主义刑事证明模式再思考

传统上将当事人主义刑事证明模式理解为对抗式,事实上,证明过程中控辩审三方的关系既有对抗,又有合作.合作既体现在实质上的合作需求,又体现在形式上的程序设计.合作机制与对抗机制共同构成当事人主义刑事证明模式.刑事证明的合作模式体现了正义与效率的价值,可以促进正义有效地实现.同时,对抗与合作又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对抗机制是主导,合作机制是补充.     

人大许可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思考

在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体系下,各级人大代表的言论和人身自由受到法定前提的保护,非经法定程序的许可,相关国家机关不能随便限制人大代表的人身自由,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对保障各级人大代表执行职务而设定的"人大许可制度"。这一制度设计溯源于宪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论我国刑事证据法的转变

2012年新刑诉法关于刑事证据制度的诸多新规定,对于完善我国刑事证据法具有积极意义。为了促进我国刑事证据法更加科学、规范、文明,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对《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证据制度的规定予以进一步完善。一是推动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重心从注重职权便利的需要向重视权利保障的转变。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往基于将证据视为公安、司法机关查明案件事实的手段,比较注重从公安、司法机关查明案件事实的职能需要的角度设置     

关于垄断侵权责任的初步探讨

因垄断行为侵害他人而产生的侵权责任，我国《反垄断法》仅于第50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然而，这一规定流于原则，责任要件和法律效果难谓明确．有必要在明确责任性质的基础上认真进行解释。     

我国当前刑事证据的误区和盲区

证据是法制社会的基石,也是司法实践之本。近些年来,无论是司法机关还是大众媒体,无论是立法导向还是错案曝光,证据问题一直是热点和焦点。我国有关刑事证据的权威界定,目前主要来自刑事诉讼的相关法律。建国以来,我国分别于1979年颁布了刑事诉讼法,即1979年全国人大首次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1979年《刑诉法》),并于1997年、2012年两次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大修改,即1997年全国人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本(以下简称1997年《刑诉法》)1,2012年     

浅析知识产权刑事保护

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现状和特点 一、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现状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同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知识产权法律、法规，     

落实安全责任 防范安全事故

今年,一师十二团五连狠抓安全生产第一现场和事故源头的管理,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生产过程,形成人人讲安全、事事重防范的局面。该连制定了班组安全生产管理考核办法,要求班组成员自保、互保,结成安全防范"对子"。同时把安全责任与经济利益挂钩,构筑了一道查隐患、反违章的安全生产防护线。该连每月都要对各班组安全生产情况考核一次,考核未达到85分的班组,不得参加评选先进,并对各班挂构的干部业务也处以年薪     

虚假诉讼检察监督实证分析

对虚假诉讼进行监督是人民检察院的必要职责。当前虚假诉讼检察监督面临诸多困境,如虚假诉讼识别、虚假诉讼查证等。检察机关应从构建虚假诉讼线索发现机制、监督查证机制、强化虚假诉讼的打击效果等方面加强对虚假诉讼进行监督,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司法公正与权威。     

新形势下加强刑事情报基础建设之我见

当前 ,刑事情报工作存在基础薄弱、刑事情报利用率低、经费投入不足、装备水平落后 ,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加强刑事情报工作的基本对策在于 :要把刑事情报工作融入公安整体工作之中 ;要以人为本 ,夯实刑事情报工作的基础 ;科学管理 ,逐步实现刑事情报的规范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