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性利益侵权救济于责任构成要件中的利益衡量

现代社会财产性利益无处不在,但侵权责任法并不可能为所有的财产性利益提供保护,因为责任的成立关系受害人财产性利益保护与不确定行为人行动自由维护间的博弈与平衡。为此,我们必须在立法与司法环节进行必要的利益衡量,以划定侵权法对财产性利益的保护边界,而利益衡量又可通过"损害"、"过错"、"因果关系"等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规范与司法适用来达致,从而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民法视野下路演推介的法律属性探究——兼论要约邀请的法律效力

路演推介作为推动证券发行的手段,对于强化信息披露、保障证券投资人利益、稳定证券市场秩序具有积极的作用。在民法视野中,路演推介本身并不包含内容明确的订约意思表示,仅有征询投资者认购意向之实,具备要约邀请的属性。在合同生效之前,要约邀请人违背其在要约邀请中所明确的义务或为交易提供的条件,如果要约人因信赖该信息而作出要约并招致损失,要约邀请人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在证券交易完成之前,若因路演中的信息不实导致证券认购方损失的,受损失方于民法上可追究证券发行方缔约过失之责。     

噪声污染损害赔偿责任不以违法性为要件

【裁判要旨】变压器低频噪声致受害人长期头痛失眠,后跌倒受伤,尽管居民楼内低频噪声污染的认定尚没有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不具违法性,但只要噪声污染具有危害性,且与损害存在因果关系,污染者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因果关系无法确定时,由污染者举证,无法证明不存在因果关系则应推定因果关系成立。     

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之魂——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

<正>记者:石主任,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建设,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并且把它纳入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当中。那么,如何理解"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现实背景呢?石仲泉:这可从两方面看,首先从党的历史使命和任务来看。21世纪是中华民族要崛起和腾飞的世纪。中华民族的主体在中国大陆要实现"两个百年"的宏伟愿景;中华文化将在全世界大放异彩,     

建构以文化宪法为核心的文化法治国

文化是制度之母,是社会最重要的粘合剂,是民族认同感和国民精神的根基。我国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之后,如何进行文化建设,提升文化软实力,成为改革新时期的重要任务。此次十八届四中全会已将文化法律制度列入加强立法的重点领域。而且,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总目标,强     

捐款捐物、筹措物资在陕全国人大代表积极履职抗击疫情

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来自工商业和企业的在陕全国人大代表充分发挥在协调、聚合企业和社会资源方面的优势,积极捐款捐物,多方筹措物资,组织复产保供,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史贵禄:以实际行动诠释为民履职的责任与担当连日来,荣民控股集团积极响应号召,勇担企业社会责任向西安市捐款400万元、安康市捐款100万元,向疫情更为严重的湖北省黄冈市中心医院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定点捐款300万元,助力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阻击与防控。     

新疆:“四项举措”为打贏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自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党委坚持把疫情防控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持续开展战时党建工作,采取“战、冲、励、暖”四项举措,激励广大党员民警践行初心使命、体现责任担当,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我国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构造研究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有助于保障大规模侵权中的受害人权益、激励经营者强化主体责任意识及能力、构建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强制立法不仅有助于做实上述效应,且与当下通过政府综合治理增进食品行业信用的实际需要相契合。立法形式应从部门规章向行政法规、法律过渡,采取"政府主导与商业基础相结合"的运营模式;通过试点确立强制保险中食品、食品企业及行业的基准范围,限定保险人资质并加强激励,赋予受害人直接请求权;通过合同的订立与解除创造投保人的选择权与保险人的竞争市场,由监管机构制定基准保费并以此指导保险人确定具体保费,强化保险费的奖惩功能,完善保费确定与调整中的第三方评估与听证机制;责任范围应限于人身损害并应设定责任限额,超出责任范围和责任限额的损害应通过风险救助基金、"基本险加附加险"等模式拓展赔偿能力;投保人应具有如实告知、配合检查与事前防范等义务,因受害人故意引发的人身损害属于保险人的免责理由;最后还应完善行政与司法治理等配套制度建设。     

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建设高质量民生幸福城市

文化治理是公共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文化治理现代化是建设民生幸福城市的重要内容和保障,深圳在此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有力探索,承担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进程中的应有责任和担当。未来,深圳需要在突出城市主流文化的目标定位、夯实文化治理的社会基础、彰显经济特区的特色与责任、促进文化流动和文化包容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不断提升文化治理现代化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