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谁辩护，谁来倾听？——以律师会见权问题为切入点的分析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允许律师在刑事审判前阶段参与诉讼活动，这是我国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但随后出现的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以及“取保难”和“维权难”又使得这一进步大打折扣。笔者试图以律师会见权问题为切入点，深入探讨这几难问题形成的原因，进而发现在刑事审判前阶段，只有侦辩或控辩双方，而无中立的第三方存在，法院只是在审判阶段才开始其诉讼活动。那么，律师在审判前阶段，向谁辩护？又有谁来倾听呢？     

现代西方基金业绩评价理论述评

建立科学公正的证券投资基金业绩评价体系是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制约性手段和制度性保障。西方基金业绩评价理论的核心集中在基金是否能够战胜市场及基金经理是否具有市场时机能力和证券选择能力两个方面,借鉴西方基金业绩评价理论对于我国建立及完善基金业绩评价体系十分重要。     

刑事证人权利保护的立法思考

当前我国刑事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现象相当普遍 ,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现行立法对刑事证人的权利保护不够完善。我国刑事证人权利保护机制要立足国情 ,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 ,遵循预防性保护与惩罚性保护、一般保护与特殊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论良法的恶性循环

人们崇尚良法,期冀良法之治,却在翘首与热望中忘却了良法亦需适宜的土壤。当良法出台后,因土壤导致的“水土不服”很可能让良法之良本身遭到质疑,这是令人尴尬的一种真实。良法如果遭遇故意误读,在司法中将会陷入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从这一视角解析实践中的许多案例,能使我们揭开隐于表象后的本质,同时打开索解之结。     

刑事羁押制度-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分析

我国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与过去相比已经有所改善,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违反平等比例原则、侵犯犯罪嫌疑人获得帮助和救济的权利等现象时有发生.文章主要针对上述现象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公权与私权的协调

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主要问题是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应当仅限于物质损失而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如何处理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之间以及追缴、责令退赔与 (附带 )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主张 ,应当协调处理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以及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关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地位应当大致均衡 ,附带民事诉讼既应方便公权力的行使 ,也应保障私权的实现 ,从而确保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一体化地合理解决民事赔偿与刑事制裁 ,并服务于预防与控制犯罪的刑事政策目标。     

对强奸罪最新司法解释的一点看法

2003年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公布施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为人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行为人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不论幼女是否自愿,均应依照刑法第236条第2款的规定,以强奸罪处罚;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此批复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无论是针对适应当前卖淫犯罪趋向低龄化的特点,还是在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罪刑相适应”的刑罚原则、避免客观归罪、维护刑法“…     

行政判例研究

来自不同法系的经验 ,正在使判例不属于正式法律渊源的传统看法变得不合时宜。判例的遵循先例规则在属于公法领域的行政法部门中较属于私法的民商法领域中更易生成并发挥作用。名为“案例”、实为行政判例雏形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和最高人民法院依据《裁判文书公布管理办法》公布的裁判文书 ,已经对我国行政诉讼的展开与行政法学研究产生了实际影响。我国应正式确认判例具有司法解释的效力与地位 ,完善其形式 ,公布程序 ,制定具体适用规则 ,增加其数量 ,规范其种类。     

论加强刑事技术与刑事侦查相结合的措施

刑事技术和刑事侦查之间的关系是推进或制约刑侦工作的重要因素。本文对实际工作中两者存在的一些脱节现象及其危害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应采取的相应解决措施。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助推国企改革攻坚

“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一直是困扰我省国企改革的难题。经省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积极争取，国务院确定2004年至2005年在我省进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为我省全面推进国企改革带来了机遇，为顺利完成国企改革攻坚任务创造了有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