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金融犯罪治理的刑罚转向与重构

近年来网络金融犯罪频发,而现有刑罚体系难以妥当应对.根据网络金融犯罪的具体特性,刑事职业禁止制度具有适用的必要.与行政职业禁止制度相比,刑事职业禁止制度在适用目的 、调整对象、法律后果方面具有差异化优势.在网络金融犯罪治理中适用刑事职业禁止制度,具备适用的互补与衔接的可行性,其促使刑罚体系重构,可最大限度降低网络金融罪...     

为什么刑事合规是企业管理的必修课?

近年来,企业合规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受到各界广泛关注.仅从字面上来看,"合规"的英文表述是compliance,是遵循规定的意思,这里的规定既包括法律法规,也包括规范规章,因为任何人都应当遵纪守法,企业也不例外.目前各界所探讨的企业合规,主要是指企业的合规管理,其本质上是一种公司治理机制.作为企业,如果无法在短时间...     

刑事政策视域下反恐刑事立法研究

从严惩治恐怖活动犯罪是我国反恐刑事政策的主基调。反恐刑事立法历经数次修改逐步呈现出"法网严密、刑罚趋重"的罪刑配置,初步建立起追诉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程序,但仍然存在基本罪名缺失、罪名体系不完善、罪状表述不精确、罪名设置方式不合理、刑诉法中有关规定较为抽象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应继续保持从严惩治立场:一方面,增设恐怖活动实施罪,增设遗漏的罪名,完善相关罪名的罪状表述,集中规定恐怖活动犯罪;另一方面,完善并细化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程序性规范,构建反恐刑事特别诉讼程序。只有不断完善反恐刑事立法,推进反恐刑事政策不断发展,才能促进我国反恐工作走向科学化、规范化轨道。     

轻罪刑事立法的理解与适用 ——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轻罪”系法定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随着轻微犯罪的案件数量及比例逐渐升高,刑法修正案所体现的“轻罪化”特征愈发明显。轻罪刑事政策实现了对传统重刑主义的扭转,罪刑设置从“厉而不严”转变为“严而不厉”,刑罚功能从以威慑警示为主转变为以教育引导为主。轻罪刑事立法可以避免动辄适用重罪、弥补法律规范空白、塑造民众的规则意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刑事立法举措。《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3个最高刑为1年有期徒刑的轻罪,妨害安全驾驶罪避免了轻罪重判,危险作业罪具有积极预防的效果,高空抛物罪补充了民法救济的不足。未来轻罪刑事立法应考虑到危害行为的类型化,以法益保护目的为指引,总结和预见犯罪规律以建立类型;注重与刑法谦抑性的调和,严格把控罪与非罪的界限;把握预防刑法中“危险”的限度,只有达到“重大”程度的法益侵害危险行为才能为预防刑法所规制。     

律师说法

用人单位无权单方制定、修改规章制我毕业后进入一家外资企业,对工资还算满意,但公司苛刻的规章制度让我受不了,如规定工作期间聊天扣50元、迟到一次罚100元、上厕所不能超过5分钟,等等。这些规定都是老板独自制定的,职工根本没有参与权和发言权。我经常是一个月被扣掉几百元的工资。请问:用人单位有权单方制定、修改劳动规章制度吗?读者杜兴然     

论刑事执行监督检察政策

刑事执行监督主要分为刑事实体执行监督与刑事程序执行监督、监禁刑事执行监督与非监禁刑事执行监督,只有以刑事执行主体的不同而作出刑事执行监督的划分,才能比较全面地展示刑事执行监督的全貌。刑事执行监督模式分为办事模式和办案模式。我们既要从刑事执行监督办事模式中提取零星的刑事检察政策思想,更要从刑事执行监督大量的办案模式中全面系统地提出刑事检察政策,从而在完善刑事执行监督检察政策中实现理性执法、公正司法,进而提升刑事执行监督水平、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整体水平。     

刑事初查制度的问题检视、原因分析及路径优化

刑事初查是刑事侦查权事实上的启动环节,但没有被纳入法定刑事立案范畴,日常监督机制存在缺陷,可能导致侦查机关“有案不立”。刑事初查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第一粒扣子”,运行不当会使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失灵,导致侦查机关徇私枉法或者滥用职权。公共选择理论可以成为分析刑事初查制度缺陷的理论工具,从而发现该制度存在的“理性”漏洞,以及可能对以人民为中心侦查理念的背离。将刑事初查融入刑事立案环节是剔除刑事初查制度中的“个体理性”的可选路径,主要措施包括：推动国家立法,明确刑事初查启动侦查权的法律渊源;重设刑事立案条件,降低立案门槛;强化监督,防止滥用刑事初查权。     

我国刑事政策的实施机制研究

探究我国刑事政策的实施机制,是破译我国刑事政策制度绩效之谜的关键。我国刑事政策的实施机制是由再界定、组织、激励、协同、监督与评价机制等所组成的结构体系,而这种结构体系又是我国刑事政策的制度绩效得以发挥的充分、必要条件。针对目前我国刑事政策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我国应该以激励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的建设为突破口,优化我国刑事政策的实施机制。     

我国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泛化倾向之检省与矫正

虽然目前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尚未法制化,但是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泛化的倾向。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泛化的隐患在于:可能产生罪刑不均衡的现实结果;可能导致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重新被边缘化;可能伴生更多的司法腐败。而要矫正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泛化的倾向,就必须合理解读刑事和解制度恢复正义的内涵及限度并合理界定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     

刍议刑事和解制度的刑事实体法基础

我国现有的法律对刑事和解制度尚无明文规定,但该制度所独具的优势得到了我国学者的广泛认可,司法实践中也有了大胆的尝试。究其原因,就在于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有着一定的刑事实体法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