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原则

刑事和解作为产生于西方的一种全新的刑事司法理念与制度，在我国的刑事司法领域中也已经开始实践。刑事和解制度有其自身的特点，为了促进其健康发展，在司法实践中要坚持以下几项基本原则：有罪答辩原则；自愿性与明知性原则；被害人宽恕情节法定化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和社会救助原则；程序正当性原则。     

民间借贷违法犯罪的法律适用

民间借贷是借款人与非金融主体之间的借贷,作为国家金融信贷市场的重要补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一部分人的资金困难,但这种借贷行为的自发性、自主性和不规范性使其潜在风险不易监控,容易引发争议和犯罪.本文从厘清民间借贷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分析了民间借贷违法犯罪的表现形式及认定标准,探究了涉及民间借贷违法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以期对理论和司法实务界有所裨益.     

关于河道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法院受理了多起因河道内发生溺水等一系列事件,死者家属以河道管理者为被告,要求河道管理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各地法院在案件处理上,通常以河道管理者未尽到管理者责任的角度对案件进行了处理,判处河道管理者承担了部分的赔偿责任.但是,由于对河道的场所性质,河道管理者管理义务的内容以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认定原则等问题,各方当事人分歧较大,如果不加以厘清,不利于有关争议的妥善处理.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有关法律问题进行了剖析研究,就部分争议问题的解决提出相关建议.     

妒夫被杀,防卫性质引争论

加拿大籍华人王立青,在遭到妻子何莉的前夫吴大鹏的人身侵害时,从吴大鹏手中夺过尖刀并刺死了他。杀人的王立青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防卫过当判处有期徒刑5年之后,他不服判决,聘请京城著名刑事辩护律师钱列阳,以无限防卫为由向北京市高级法院提起上诉。这起存有争议的案件,引得京城法律界人士众说纷纭。但人们普遍认为,该案的最终判决结果,将对我国法律进程有着极其典型的意义。     

小产权房入刑之问

小产权房的出现和大量存在,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不可否认,小产权房经营者存在违法,但是,这类行为适不适合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判刑?贵州瓮安的小产权房经营者刘文军就"被《刑法》找上门来了",他一审被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对这类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法院给出了答案——针对贵州高院"个人违法建房出售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请示,最高法院2011年向全国各地高院下发通知,认为"不宜以犯罪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     

突出刑事办案工作提升监所检察水平

鄢陵县检察院监所科始终坚持严厉打击监内、外罪犯又犯罪及漏罪,始终坚持办案质量和效果的统一,不断总结经验,强化质量意识.从2010年以来,没有一起因案件质量问题引起当事人申诉、上访,批捕,起诉准确率均达100％,案件质量明显提高,有力的打击了罪犯又犯罪活动.     

限制出境(边控)措施的法律适用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对限制出境措施作了原则性规定,适用中应结合出入境管理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限制出境措施的启动方式以当事人申请为主,法院依职权裁处为辅,采用合法性和效果性的审查标准。适用对象既包括被执行人或被执行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也包括可能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限制出境措施法律性质上属于执行强制措施,被限制人可以通过执行复议程序进行法律救济。     

“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的性质与作用

在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中,争议最大的就是"不景气卡特尔的适用除外",虽然美国、日本等国家现都已取消了这一制度,但是鉴于它曾经有过作用,而且当我们目前还不能有效地事前防范经济危机时,在我国反垄断法中设立"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是必要的。本文运用经济学与法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以求证政府采用此制度纠正市场失灵时的作用与界限。同时,借鉴日本经验,说明我国实施"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时应当坚持的原则及需要明确的问题。最后指出:在解决经济危机时,如何实施该项带有诸多争议的制度,仍然是有待于不断探讨的课题。     

中國大陸地區監視居住措施的重大改革

2012年3月14日中國大陸通過《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對《刑事訴訟法》進行了第二次修訂。其中,關於監視居住這一強制措施的修改引人關注。在中國大陸,監視居住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離開住所或者特定場所,並遵守有關義務的強制措施。其特點是不予羈押,但活動範圍及會見人員等受到限制。此次關於監視居住措施的修改,主要包含以下內...     

超越与突破：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机制研究——兼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公诉体系的构建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的专门化和独立化只是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业务一体化的前提，未检职能的一体化，即未检业务的承办以实行同一办案组（或承办人）全程负责的“一站式”处理为原则，以特殊未检案件的“小分站式”处理为例外，才是未检业务一体化的核心和未检制度改革的关键。而由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原则所决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工作，实行由检察机关启动、委托司法局下设的社会矫正机构具体实施的方式，不仅合法，而且更为科学合理。而未检运行目标的社会化，则应当成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公诉体系重构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