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执行与婚姻家庭关系的紧张契合——责任财产的边界与制度路径

一、债权执行中基于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乱象案例一:甲与乙于2010年结婚,次年,甲与丙发生债务关系,拖欠丙货款若干。2012年,丙起诉甲要求给付货款,法院判令甲限期给付货款,甲未按期履行。在执行中,法院扣押了登记在乙名下的轿车一辆,后查明该车辆的初始登记时间为2009年,有关证据证明该车辆是乙付款购买。问题:乙以该车辆是其婚前个人财产、对于涉案债务不知情为由提出异议,要求法院     

浅议商标淡化理论在我国的适用

商标反淡化保护是当前国际法律趋势,我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也对商标淡化理论有所涉及。但由于我国商标淡化理论发展较晚,目前仍未建立起完整体系,现有规定在适用中也存在如保护范围过小,认定标准不合理,例外情形缺失等诸多问题。     

终身监禁的司法适用——对三起终身监禁案例判决书的剖析

三起判处终身监禁的案例,勾勒出了司法实务中适用终身监禁的量刑标准,包括对象标准、数额标准与情节标准。但是,这三份判决对于终身监禁适用标准的具体认定存在着数额标准过高、犯罪情节认定不清、量刑界限模糊等问题。一方面,应当制定更为合理的司法解释,明确终身监禁与死刑立即执行、死缓之间的界限;另一方面,司法机关要重视非数额情节的认定。     

简易程序出庭应对

现代刑事诉讼理念要求诉讼程序要最大限度地平衡公平和效率．然而程序的精细化与不断增加的社会纠纷以及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1996年刑诉法所规定的刑事简易程序由于适用范围过窄，加之操作层面因素导致处理案件能力受限，已经不能较好地发挥应有的程序分流作用。     

刑事和解之中国路径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独特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对保护涉案双方权益,促进加害人回归社会,修复受损关系,增进社会和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分三个条文对刑事和解作出原则规定。要准确把握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就必须结合中国现实,反思其观念分歧,探寻刑事和解的中国化路径。刑事和解在我国适用过程中存在着观念分歧以及实践"困境",只有把握好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条件以及阶段,并加强监督,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以人为本及社会和谐的价值目标。     

对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反思

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采用具体列举的立法模式,并将其适用的对象限定于著作财产权,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社会与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未来应将其适用的对象扩充至著作人身权,改采概括加列举的立法模式,制定合理使用的一般条款,修订现有具体列举条款,增加新的具体列举规范.     

浅谈刑事和解在公安实践中的困惑与出路——由化解一起疑难信访案件引发的思考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进行了专门规定。公安工作实践中,如何更恰当地适用刑事和解,尚需对刑事和解的法律效力、工作规范、职责、效果和历史痕迹进行探讨。福州市公安局的工作实践提供了参考和启示。     

再议刑事和解——以农民个体需求为主要视角

当前，基于对以惩罚为核心的对抗性司法的反思和被害人权益的关注，刑事和解已然成为我国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中的热门话题，其合法性被新《刑事诉讼法》以立法形式予以确认。然而，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仅以罪行轻重和犯罪类型为刑事和解适用标准．少有学者注意到刑事和解与乡土社会天生的“契合”关系，事实上，刑事和解与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基础和传统习俗相契合．与农村农民自然和谐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相契合．尤其能较好满足农民的个体需求，对于解决不断增加的农村刑事案件具有不平凡的社会价值与司法功效。基于此，在农村扩大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     

死刑裁量情节的判别及规范

司法限制死刑是通过对情节的解释来实现的。酌定情节是调节死刑适用的主要手段。死刑案件量刑情节冲突,应该采取"两分法"的判断模式。死缓是解决现时期死刑适用率偏高及弥补适用死刑弊端最为合理的方法,应合目的运用。     

南方谈话与反腐败的顶层设计

议题十反腐败难题:最优选择在哪怎样才能有效反腐是中国学者和普通百姓热议最多的话题之一。综合各种讨论,大致可归纳为三种反腐对策: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虽然当前反腐败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腐败形势仍然严峻,这引发人们更深层次的思考:怎样的反腐才是最优选择?反腐败斗争是邓小平始终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他曾指出:"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重温邓小平关于反腐败谈话,对反腐倡廉机制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