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促进普惠金融业务发展的着力点与风险防控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既是促进金融结构性改革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自党中央将普惠金融发展纳入我国战略布局以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得到显著提升,金融受惠群众进一步增加,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脚步加快。但是进入历史新起点,新发展理念与新的经济矛盾要求普惠金融发展向更高质量转变,同时,数字化金融服务模式变革也给普惠金融带来了新风险。因此,普惠金融发展想要实现服务共同富裕目标,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需要找准发展着力点,做好风险防控。     

国际邻避：全球生态治理的困局与应对

全球生态治理是管窥全球治理的重要棱镜,也是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可行密钥。然而,囿于各治理主体的身份失衡,既定国际秩序与全球生态实践的原有预期存在抵牾,且未能有效兼顾相对贫困经济体的实质性利益,其负外部性不断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产生国际邻避困局。在风险不确定的背景下,国际邻避困境的生成具体表征为环境正义与国际空间秩序的张力呈现、民众风险感知的放大效应与政府科技理性的功利效用以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空间权利归属的分配性冲突、跨域生态环境的共享性冲突与国家身份属性的内生性冲突是国际邻避困局产生的主要肇因。面对愈发显著的国际环境群体性事件,为规范环境保护进程,全球生态治理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倡导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坚持平等互帮互助互信,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提升生态治理科技水平,开展全球生态治理多领域合作。唯有如此,“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蓝图愿景才得以擘画,全球生态合作共治的绩效才得以彰显。     

风险回应型生态环境法典：科学不确定下的预防原则表达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为风险预防原则的实体构造提供了契机。生态环境风险的泛化趋势,使得以往以科技理性为核心的损害预防环境治理取向面临转向选择。国家环境法律规范体系中的预防原则存在象征性立法问题,导致学界针对风险预防内涵的差异性解读。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现已进入立法论阶段,需对科学不确定下的环境风险做出必要回应：在总则中确立包容性的风险预防原则;通过重构环境法律关系,在“权力—职责”“权利—义务”立体结构的指引下,在分则中以“主体+义务+责任”的方式构建风险因应制度,形成体系化的动态环境风险规制模式。     

自动驾驶刑事风险研究——刑事追责的困境与对策

随着科技的发展,自动驾驶技术日渐成熟,其造成的事故也日益增多。在刑法领域,自动驾驶技术导致了一系列刑事风险,如犯罪形式转变、危害性剧增、隐蔽性增强等,值得司法机关重点关注。而在实践中,主体责任争议、证据规则立法滞后、因果关系紊乱、注意义务界限模糊、科创保障与量刑原则兼顾困难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司法机关对自动驾驶刑事风险的预防工作。建议司法机关通过利用刑罚有效性原则排除主体争议;完善证据规则立法;利用客观归责论破解因果关系困境;借鉴信赖原则明确注意义务;参考企业合规改革,以合理分摊科技风险的方式排除妨碍,在防范刑事风险、维护司法公正的同时保证自动驾驶技术的正常发展。     

基于现金流量的财务风险预警体系探析

国内外研究表明,现金流量在财务困境企业与非财务困境企业之间有显著差异,现金流量具有财务预警能力。从现金流量的角度,在对现有的财务风险预警模型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建立基于现金流量的财务风险预警体系是非常必要的。     

兵团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风险及其防范

农业产业化是兵团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在这一农业发展方式的战略性调整中,各师及农牧团场都把深化农业产业结构凋整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必须充分认识农业在产业结构调整时期的风险特点,通过建立农业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和风险均衡机制,加快兵团农业信息化建设进程,建立并完善农业保险机制和农产品价格保护机制,做好农业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以及利用农产品期货市场等方法来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     

论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

国外银行业普遍引入了风险管理方法。与国外比较成熟的银行业相比,我国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理念、方法、体系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距,需要在风险管理理念、文化、体系、技术等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提升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最大限度地防范风险和确保银行业务的健康发展。     

审计市场过度竞争与审计风险控制

事务所“生产循环”主要是审计人员运用审计及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判断进行决策,审计业务是事务所收入之源。作为审计业务产品——审计报告的质量是关系到事务所声望和发展的关键,因此有必要有效地控制审计风险。基本此,本文在对我国审计市场的竞争状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审计风险构成其过度竞争对审计风险的影响,并针对过度竞争状态提出了一系列风险控制措施。     

“通知—删除”规则的检视与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的“通知—删除”规则确立了发生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时的救济制裁保障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也对“通知—删除”规则进行了相关规定,但这些规定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存在风险分配不均、权利类型不明晰、权利滥用、电子商务平台角色定位不准确等一系列问题。应当统一以侵权法为基础进行规制,妥善分配风险,加重平台经营者相应法律责任;对知识产权权利类型予以细化,并分别制定适用规则;严格规范“通知权”的认定标准和行使方式。同时,应当强化电商平台经营者公共秩序管理权能,重新审视其社会职责以维护营商环境,而不能视之为纯粹的中间人。     

自愿承受风险原则研究

自愿承受风险在美国侵权法中是被告可以主张的绝对抗辩.以自愿承受风险原则的发展历程为线索,对自愿承受风险的起源与发展、自愿承受风险的各种形态以及比较过失制度对自愿承受风险的影响进行介绍与评析,揭示了自愿承受风险原则在美国侵权法中所经历的沉浮与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