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刑罚政策的纵向思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在2005年末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出“宽严相济”是我国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今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也不约而同地提到在打击刑事犯罪时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这是我国刑事政策的一项重要调整，是运用刑事法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指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塞拜疆共和国引渡条约》的决定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批准外交部部长李肇星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2006年4月3日在堪培拉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完善

刑事证据规则是法律规定或确认的关于刑事诉讼证据的一整套规则体系,既有关于刑事证据的基本原则、规则,也包括证据运用的具体性规定.刑事证据规则是刑法实现的最有力的保障;是保障无罪的人免受刑事追究的有利武器;是体现一国法制进步的状况.应加强和完善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立法,为刑事证据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促进法治创造条件.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简介

一、历史沿革我国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它的前身是1951年建立的司法部法医研究所和1955年建立的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当时,这两个研究所一套班子,两块招牌,承担法医学和刑事技术的科研、疑难案件的鉴定以及培养专业人员的教学等任务.当时法医研究所设置法医病理、法医物     

对刑事审判权制约的思考

刑事审判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权威。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刑事审判权的滥用则会导致司法专横。在强调司法独立或称审判独立的同时，应同样重视对刑事审判权的制约，以保证审判权行使的最高理念─公正。在刑事审判实践过程中，独立与制约呈现出此消彼长的二律悖反关系，应当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同时，行使刑事审判权的主体─法官是具体的人，是理性因素人格特征的载体。对法官行使审判权同样应有制约的必要性，在这方面，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对审判主体都作了严格的规范和制约。从权利与权力的角度分析，刑事审判权力同样应受对权利的保障的制约。     

人格理论视角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党和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提出的刑事司法政策,在贯彻过程中应当注重与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相适应,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打击和控制犯罪.为此,我们应当结合人格刑法理论,在定罪、量刑与行刑时,充分考虑行为人的人格,抛弃传统的刑罚万能观念,该宽则宽,该严要严,二者结合,充分发挥刑事政策的作用.     

刑讯的法社会学思考

刑讯可能是出于逼供、惩罚或其他目的。在实务中,刑讯有一定程度的节制,绝大部分刑讯活动的实施既能达到刑讯的目的,又能不对被刑讯者造成严重的伤害。刑讯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权力,社会中对刑讯有一定的、非公开的制度性支持。刑讯中的“囚徒困境”是刑讯产生严重后果的主要原因。我国当前的条件使得实务中对刑讯有一定的依赖性,确立“沉默权”等措施对遏制刑讯的作用相当有限。随着我国执法机关执法模式的改善,我国刑讯逼供案件的发生会一定程度的受到遏制,但是从整体上讲刑讯不可能被真正杜绝。     

关于完善我国刑事司法人权保障机制的思考

刑事司法涉及人的基本权利,如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隐私权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日益受到重视。目前,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以刑事程序法为保障的刑事司法人权保障机制。但是,刑事司法人权保障机制还存在许多缺点和不足,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一、完善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虽然都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原则,但在现有的司法体制下,法院和检察院未能做到独立地司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针对这个问题,国家…     

从美国辩诉交易制度谈我国简易程序的完善

一、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历史《布莱克法律辞典》称:“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者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做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通常是获得较轻的判决或者撤销其它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通过协商达成的协议。”犤1犦辩诉交易的基本特征可表述如下:1.交易发生在检察官进行刑事追诉的过程中2.控辩双方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进行协商3.双方拥有一定的交易筹码,通过协商在实现自己特定要求的前提下达成协议,包括被告人作有罪答辩和控方承诺减少指控、降格指控或做减刑建议4.符合法定形式的协议具有法律效力,…     

大国崛起的安全困境与中日关系

表面上看,历史问题是当前中日关系紧张的焦点。但实际上,潜伏在历史问题背后的中日安全困境才是导致双边关系出现重大战略性变化的真正根源。中日间安全困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大国崛起背景下的结构性原因,如不加缓解很可能成为两国走向冲突的诱因。缓解或跳出这种局面的途径,在于培育和形成东亚区域安全共同体。这一途径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有着根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