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北京城市治理和治安立法样式的法理分析

清末北京城市治理和治安立法是依法治市，实现城市治理法治化的新尝试，可谓中国城市治理和治安法制模式的现代化启动。从法律文本分析入手，对清末北京城市治理法规的结构、渊源及其社会基础等相关问题在制度层面进行探讨，可以反映北京城市治理和社会治安法律制度的实际变迁。可以说，该时期的有关立法尝试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法制建设活动，在推动北京城市治理初步迈向法制现代化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及其后来城市立法样式及法制现代化进程。     

中国网络立法的法理前瞻

针对中国网络信息传播缺乏健康秩序的问题,在依法理对中国网络立法现状进行简要介绍与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导出四项前瞻性观点,即合理制约才能更好地保障网络自由、亟须加强以国家文化安全为核心的公共利益保护、亟须强化网络侵权制约、网络统一立法势在必行,同时反驳若干错误的流行观念。     

人大应助力政府“有权不可任性”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严肃而又不失活泼地强调:"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受到公众好评,引发媒体热议。这不仅是因为总理将当下最流行的网络用语用于简政限权,生动而深刻,更是因为这表明了中央政府将更多还权于民、"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决心和勇气。"有权不可任性"堪称今年施政报告的点睛之笔,准确地点中了政府的要害。全面依法治国,政府要首先做     

2015年中国反腐七大看点

<正>01推进反腐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提出,要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主任王爱立表示,反腐败国家立法是个综合的系统工程,不仅仅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还包括行政监察法等02盯住"一把手"最高检察院工作报告提出,重点查办领导机关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的职务犯罪,突出查办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部分和岗位的案件     

依法治军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创新发展依法治军理论和实践的要求,并在"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标题之下设置六个段落的内容,对我们更好地学习理解和准确把握依法治军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依法治军的核心是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定》明确指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依法治军的核心和根本要求",这与《决定》提出的"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完善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存在着纳税负担不尽合理、财政功能不强、税源漏洞较多、稽查工作无力等问题.因此,应从建立以分类扣缴为基础的综合税制、制定不同阶层的税负税控体系、优化税收征管手段、健全代扣代缴制度、强化扣缴义务人法律责任、规范个人收入法规等方面改革完善个税制度.     

依法有序组织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正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2015年12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印发了《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细化改革任务,明确实施步骤。北京市卫生计生委     

立法文本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研究——以《节约能源法》的英译本为例

对比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的中方译本和美方译本发现,中国译者和美国译者在法律文本的词、句、语篇等各个层面均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或手段,足以突显法律文本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主体性的发挥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立法文本翻译中译者所扮演的主体性角色反过来又会促进或影响翻译目的的实现。     

立法打响反恐攻坚战

恐怖袭击,响彻世界的悲鸣 近期,一部关于"9·11"事件的高清视频正在微信圈里疯传,让人们又一次回忆起了那十分惨痛的历史.当日,三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客机撞向位于纽约的世贸中心大楼和位于华盛顿的国防部五角大楼,2996人丧生. 近些年来,恐怖事件频频发生,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据新华网报道,莫斯科时间2010年3月29日,恐怖分子在莫斯科制造了地铁连环爆炸案,造成40余人死亡,70余人受伤;2014年4月14日,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郊区一汽车站发生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至少75人死亡,215人受伤;2015年1月7日,法国巴黎《沙尔利周刊》杂志社遭到恐怖分子袭击,造成12人死亡,8人受伤……     

论“发展导向型”的税收立法

随着税制改革的深化和税收法治建设的进步,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导向的税收立法日显重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导向型”的税收立法应融入协调、永续和共享等发展理念,并通过税种和课税要素的变动实现制度调整,以更充分地保障各类主体的经济发展权,这对于解决以往“收入导向型”税收立法带来的诸多问题、促进“发展法学”和税法学研究的深化、实现税收法治的现代化,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