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得利行为能否构成侵占罪

不当得利构成民法上的债的侵权,是一种具有非法性的民事行为.当不当得利行为人占有他人财物且数额较大拒不返还时,能否按照侵占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是自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一直困扰我国司法界和法学界的一个复杂问题.实践中因不当得利而发生"侵占"的情况多种多样,拒不返还不当得利财物的现象已构成了对社会的严重危害,迫切需要对此进行刑事化剖析.本文结合民法原理和犯罪构成对不当得利行为的非法性、罪责性及学者的不同观点进行具体分析,以客观、合理地认定不当得利与侵占罪的关系.     

我国刑事羁押制度的法律分析

羁押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种强制性措施,关系到被羁押人的人身权利,它的适用必须严格依法进行。但是,目前我国的羁押制度很不健全,导致实践中出现非法羁押、超期羁押等严重侵犯被羁押人权益的现象。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当前的刑事羁押制度,分析其存在问题,同时借鉴国外在这方面的立法经验,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刑事羁押制度。     

论我国刑事侦查中的留置

作为一项于刑事侦查中应用普遍的剥夺人身自由措施,留置手段一直被排除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视野之外。这一现象的存在有损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作为国家基本法律的尊严。因此有必要从现行刑事强制措施系统内部缺陷及相关外部制度的缺失两方面入手,探讨我国刑事侦查中剥夺人身自由措施的配置问题。     

试论纪检监察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几个问题

按照目前我国的反腐体制,党员、公务员的违纪行为由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达到犯罪程度的移交司法机关办理。由于纪检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的性质不同,这就需要将其转化为刑事证据。言词证据的转化实行实体和程序双重审查的方法,实物证据的转化只进行程序上的审查。对纪检监察人员违反规定取得的言词证据,原则上应予排除。对纪检监察人员违反规定取得的实物证据,原则上不排除。对纪检监察人员使用秘密调查手段获取的证据,实行例外不排除。对纪检监察人员使用调查陷阱和私人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应予排除。     

试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既判力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对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之间的冲突如何协调,均存在一定模糊性。应从挽回损失、补偿受害人的角度实行民刑分立,同时启动程序分别进行审判,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习惯法的刑事司法适用：举证与审查

习惯法之刑事实体机能的挖掘,最终是为其进入刑事司法操作开辟道路。本文的理论意图在于,对习惯法在刑事司法操作中可能面临的具体难题予以探讨。文章着重分析了习惯法的举证与审查问题。对前一问题而言,文章首先剖析了习惯法作为“事实”的性格,由此确立了其作为待证对象的地位。其次,文章结合习惯法在整体犯罪论结构中的不同角色和作用,分而治之地探讨了其举证责任的分配机理。就后一问题而言,文章主要从审查的必要、内容、标准等几个侧面入手,进行了讨论。其中,特别突出了民事上“公序良俗”原则之于习惯法刑事司法审查的重要意义。     

基于刑事政策的道路交通事故预防论

我国正处于道路交通事故的高发和频发期,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面对严峻的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刑事制裁网的构建和完善是非常必要的。而我国现行刑法只将造成严重事故的行为划入犯罪圈,在控制范围和刑罚配置上存在不尽科学合理之处。为此,本文借鉴国外立法,提出了道路交通犯罪的类型化概念,以期对我国的现行立法作适度矫正,并在探讨道路交通犯罪及其刑罚配置的理论基础之上,对我国的相关立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刑事责任能力规定辨析

我国刑法中关于绝对无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不宜降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应负刑事责任的8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间歇性精神病人的规定无存在必要;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应坚持“必减”原则;醉酒人刑事责任的规定要具体化;聋哑人和盲人犯罪的规定应当删除。     

我国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完善及制度构想

比较我国与国外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享有的诉讼权利,可以看出我国是非常重视被害人的权益与权利保障的,然而在这方面的立法和制度建设仍然存在缺陷。笔者对我国的被害人权利保护提出一些构想,赋予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一些诉讼权利,确立一些有利于被害人的诉讼制度,以求达到与被告人诉讼权利及地位的平衡,以真正实现诉讼的公正。     

国际刑法执行模式探析

国际刑法有直接执行和间接执行两种方式。建立一个常设性的国际刑事法院,运用直接执行模式来认定国际犯罪裁量刑罚,人类为这一理想的付诸实践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走过了艰辛的历程。然而,当今的国际社会仍是一个主权国家林立的“平行式”社会,主权国家很难接受放弃作为国家主权重要组成部分的刑事管辖权的要求,使得国际刑法直接执行模式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国际刑法的实施仍需主要依赖于国内司法体系的间接实施模式,因此两种国际刑法的执行模式只有相互合作,才能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国际刑法在惩治国际犯罪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