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儒官”做秀陷囹圄

2004年12月27日．从公众视线中消逝了整整8个月的原广西防城港市政协副主席(副厅级)、东兴市委书记刘德新现身法庭上。这天上午8时40分．穿着整洁、风度不减的刘德新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耷拉着脑袋无脸见人．他昂首挺胸走进戒备森严的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能容纳100多人的审判庭座无虚席。     

刑事和解本土化浅谈

基于传统刑事司法理论与现实生活需要的冲突,以及程序效益原则的要求,近年来“刑事和解”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生发出来,但立法上还鲜见系统、科学的法律规范。法律工作者和学者们对其予以了充分关注,学术成果也不断推新。对于刑事和解如何和谐地融入中国本土,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本文试图从法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刑事和解存在的正当性做一些浅析,并对其在中国的发展做一些探究。     

刑事和解的理论解析

理论基础是刑事和解研究的焦点之一。在国外,美国犯罪学学者约翰·R·戈姆提出的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已经获得普遍的共识,成为学界的通说。在我国,由于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时间相对较晚,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问题还存在不同的认识,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因此,对其理论基础作进一步的解读是不无意义的。     

试论电子监控在国外非监禁措施中的适用

随着电子追踪装置和电脑科技的日益发展，国外刑事司法日益注重使用电子监控技术监督危险性不大的犯人。介绍电子监控技术在国外非监禁措施中适用的起源、现状和有关适用规定，列举电子监控的技术手段，旨在对它的宴际应用效果进行合理性评析。     

利与弊：评公诉人“一身兼二职”

公诉人在庭审中"一身兼二职"是司法实践的一贯做法,但从立法修改的精神看,公诉人的这种做法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在具体操作中困难重重。因此,为实现司法公正,这种"一身兼二职"的做法亟待改变。     

检察机关对自侦部门刑事立案监督初探

1996年生效的《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刑事立案监督权,对于解决侦查机关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尤其是对于解决人民群众告状无门问题,促进侦查机关公正执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相对于对公安机关的刑事立案监督,检察机关如何对同样具有侦查权的内部自侦部门进行立案监督,法律却没有明确的规定。检察机关如何操作同样具有侦查权的内部自侦部门的刑事立案监督,全面完善刑事立案监督制度,是摆在检察机关面前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将予以简述。     

论我国建立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必要与可行

为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法制的统一以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我国确有必要建立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同时,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人民法律意识的增强以及法律制度的日趋完备为我国建立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刑事和解限制论

刑事和解,在其效率价值得到肯定的同时,有丧失公正性的弊端,应当从刑事实体、适用对象、适用阶段予以限制。     

远离民愤抑或迁就民愤——论民愤在刑事司法中的角色定位

民愤影响定罪量刑是中国刑事司法的现实图景。民愤作为外在的监督力量能够促进司法的良性运作,我们应该正视民愤,杜绝打击、压制民愤,让民愤得到充分表达;但是,司法有其独有的运作规律,民愤与司法在案件的具体裁量上存在着种种冲突与矛盾,民愤不应干涉到个案的具体裁量。     

论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程序中的功能定位

近年来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悄然兴起,越来越多的地方检察机关对于那些加害方与被害方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者作出不起诉、撤销案件等放弃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建立刑事和解检察监督制度有利于切实保障被害人的权益得以实现,有利于监察和督促刑事和解的统一适用,维护司法公正,也有利于提高刑事和解处理刑事案件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