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使用外来词

随着国际交往和文化交融的发展，外来词的出现不可避免。吸收外来词对丰富汉民族语言词汇，增强语言的表达能力，有积极意义。但必须从语音、语法、词汇上经过适当的改造，使其成为现代汉语的有机部分，否则，必然影响语言的规范。     

民事诉讼中未成年证人的心理性应激源及其消除

国内外学者对于“未成年证人保护”这一课题的研究多限于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中大都关注未成人证人的作证能力问题，本文从社会心理学中“心理应激”概念是其危害性入手，借鉴各学者对刑事诉讼中未成年证人保护的研究成果，探索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的心理性应激源以及消除未成年人心理性应激源的措施，文章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盲目的追求事实真相而忽略未成年人证人权益保护的情况，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包括：一切未成年人的评价证言只能通过当事人申请由法院来调取，除未成年证人和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外，未成年人可以无理由不出庭，对未成年证人的语言采取特殊的质证程序，涉及未成评价的案件在媒体宣传，，文书制作上也应采取特殊方式，以既保证案件准确及时的审理，又保证未成年证人健康，快乐的成长.     

宽严相济政策视野下的刑事证据制度改革——基于实践的理论分析

近年来,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各级司法实务部门的逐步贯彻适用,司法机关开始在实践中自发探索与宽严相济政策相配套的刑事证据制度,具体包括:针对严重刑事犯罪,容忍特殊的取证方式;构建特殊的证明标准;设定特殊的推定规则;采用特殊的认证规则;区分不同犯罪,建立不同的证据调查程序,等等。实践中推行的上述改革虽然在总体效果上差强人意,但客观地讲,也存在着改革的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理性问题。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为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对证据制度作出的调整和改革有两个大的宏观方向问题,应当重点予以思考和关注:一是实践改革的底限问题。为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有必要对现行的诸多制度进行改革,这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这种改革应当有一个度,尤其是不能突破法治国家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原理与框架,诸如认可犯意引诱取证的合法性、通过类司法解释建立法律推定规范等改革举措,均因为突     

检察机关对新律师法的适用

新律师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07年10月28日修订通过,并于2008年6月1日起实施。其中,有关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程序的条款与目前的刑事诉讼法律有所冲突,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我们应当适用新律师法的相关规定。本文中,笔者将阐述检察机关对新法的应对问题。     

《奥运规则》专题报道之二《奥林匹克宪章》：奥运大家庭的宪法

从公元前776年第一届古代奥运会开始，到顾拜旦点燃了现代奥林匹克之火，奥运会——这一体育竞技模式得以延续发展，并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盛会，既源于奥林匹克所倡导的“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更源于其趋于完善的法律体系。而《奥林匹克宪章》则是奥林匹克法律体系中的宪法。     

低派现上市公司收益质量初步探讨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认为除了股权结构、资本结构、资产流动性和市场表现等因素外 ,收益质量也是上市公司派现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并围绕这一假设进行了实证研究     

扩展秩序与文化进化

在西方知识界,哈耶克是作为古典自由主义者为大家所认可的。古典自由主义所坚守的就是经济学上所称的"自由行动而非意图设计"的社会秩序。《致命的自负》是哈耶克生前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的最为重要和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这部作品不同以往作品的意义在于,它或许是哈耶克对自己毕生所反对的集权社会主义思想的总结。而这种总结恰恰是哈耶克一生坚     

浅谈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之证明责任

刑讯逼供是侦查程序中的一个顽疾,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下,对刑讯逼供证明责任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刑讯逼供的证明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得对其事实的证明十分困难,应当明确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以有效应对与遏制刑讯逼供。     

侦审体制改革以来我国侦查预审制度调整与运行状况的考察

1997年侦审体制改革后,预审制度规则体系出现重大调整伴随预审名称、组织、工作程序、具体职能的变化,预审运行机制也发生了显著改变:预审原来承担的大部分侦查职责被归还于侦查人员,而以审查、核实侦查案卷证据、批准、决定报请逮捕、移送起诉为主要内容。但在目前行政化的侦查体制框架下,预审权力位于阶梯式权力结构的基层,预审程序也更加封闭,甚至被法制部门的行政性审批所同化作为一种内部监督机制,现行预审与现代预审制度着重防范、控制强大的侦查权过于自由裁量的要求有较大差距,而这是我国预审制度完成现代化转型必须面对和克服的重要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中如何完善非法证据排除机制的构想

科学界定非法证据的内涵，必须考察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背景及立法意图。第一，综观世界各国对于非法证据的态度，其立法本意均是为了限制国家刑事追诉权力、准确惩治犯罪、防止冤假错案、保障实体公正；第二，非法证据的取证主体限定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针对的对象是国家追诉行为中的非法取证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