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立案监督的现状与思考

刑事诉讼的立案监督，是目前法治理论和实践都十分关注的问题。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诞生，由于当时的客观原因，没有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监督地位。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规定明确了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为人民检察院履行监督职能奠定了法律基础。在我国三大诉讼中，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相继确定了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的内容，而刑事诉讼在1996年对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人民检察院如何实行法律监督，立法上…     

欧盟银行业一体化进程与我国金融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欧盟经济一体化进程为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借鉴。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我们应正确处理好经济开放与维护国家安全问题，要进一步完善金融立法，强化执法，保证“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情况下健康合理地运作。     

劫机犯王志华不应受双重审判——兼谈刑事诉讼移管和已决犯移管

劫机犯王志华在台湾地区服刑完毕被遣返回大陆，不应该再面临大陆司法机关的再次审判。台湾地区司法机关的刑事判决应该得到大陆司法机关的承认与执行。该案也凸显了大陆与台湾地区刑事管辖权的冲突，刑事诉讼移管和已决犯移管是目前解决两岸刑事管辖权冲突的有效途径。本案的研究对于日后大陆与港澳台地区发生类似跨法域刑事管辖权竞合的解决具有借鉴意义。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值得商榷的两个问题

本文对今年实施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进行分析，指出在侦查阶段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方面以及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抗诉权行使监督方面该规则存在的缺陷，并就此提出完善措施的建议。     

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及其在死刑案件中的适用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对于这一证明标准不能机械适用，应当区分待证事实的性质。对于指控的犯罪成立或者罪重的事实，应当严格证明；对于程序法事实和无罪、罪轻事实，可以自由证明。尤其是在死刑案件中适用这一证明标准时，要格外慎重，严格把握量刑证据，从而达到少杀慎杀的目的。     

更正

为深入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依法正确办理轻微刑事案件，规范刑事和解条件、范围、程序．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浙江省淳安县司法局与县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了《关于轻微刑事案件刑事和解的暂行规定》，建立了轻微刑事案件刑事诉讼与人民调解互动机制，以解决轻微刑事案件，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纠纷。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探析

本文从两大诉讼的证明标准谈起,通过二者的对比以及法官自由裁量权对证明标准的影响来论述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以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为切入点,然后以点带面,对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作更深入的剖析,从而为我国司法实践提供可行性建议。     

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法医DNA证据研究

自DNA技术被引入法庭科学领域以后，其逐渐成为刑事案件法医物证鉴定的主要手段。由该技术产生的法医DNA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的功能，既能为侦查提供线索，又能为认定罪犯提供依据。但是，由于人们对该科学技术的认识存在局限性，DNA证据在刑事司法中的功能尚未完全发挥，在应用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刑事诉讼中要在程序上规范DNA证据的收集、检测，完善DNA证据在法庭上的审查程序，以更好地发挥其在法庭审判中的证明作用。     

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呈上升趋势的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失控的表现之一,已成为东西方国家目前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从总体上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符合社会进步和世界潮流,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有利于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矫正未成年人犯罪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对贯彻党和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挽救、教育和改造方针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澳大利亚专家证据可采性规则研究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专家证据在诉讼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澳大利亚的专家证人制度虽起源于英国，但经过独立后几十年的发展，颇具特色，尤其是在专家证据的可采性方面，已形成了一整套相当具体、完备的规则，如专门知识规则、专家性规则、普通知识规则、基本规则和终局性问题规则等。为了克服专家证据带有偏向性和专家证人被滥用的弊端．澳大利亚在当前的司法改革中提出了不少相应的对策，这为我国亟待改革的司法鉴定制度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