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修改背景下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再思考

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已践行多年,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使其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背景下,从刑事和解的概念入手,结合刑事和解的历史发展及对刑事和解制度性质的分析,提出今后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应当遵循的若干原则。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基于新《刑事诉讼法》的思考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作出了明确规定。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必须满足轻罪、悔罪及符合起诉条件的要求。应当在六个月至一年的考验期内,检察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附加一般条件与个性化条件,并事先征求公安机关、被害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附条件不起诉工作还需要相关社会组织的配合和共同努力,确保实现教育、感化、挽救、修复的目的。     

对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几点思考——兼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明确了证人在特定情形下出庭作证的义务、赋予了法院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力,并从人身安全保障和经济利益补偿等方面完善了证人的相关权利,这对于缓解我国证人出庭作证难问题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草案》中的一些条文还存在着规定较为模糊、可操作性不强、不够科学合理等缺陷,因此在肯定其进步意义的同时,有必要结合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对其存在的不足之处展开探讨和思考。     

刑事诉讼中精神病鉴定启动程序改革的实证分析

实践调查证明,当事人启动模式并非解决当前精神病鉴定启动程序中存在问题的直接药方.其现实路径是在现有专门机关启动的模式基础上加以适当的改革:一是在死刑案件中,建议实行准强制鉴定;二是对于普通刑事案件,保留并完善现行的公安司法机关委托鉴定模式,暂不赋予当事人初次委托鉴定的权利;三是应当明确规定公安司法机关决定是否启动精神病鉴定的标准和证明责任.     

论刑事诉讼中的认证

刑事诉讼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一个收集证据、审查判断证据、运用证据认识案件事实的过程 ,即证明过程。其中 ,收集证据主要是侦查阶段的任务 ,而后两项内容即审查判断证据、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主要为审判阶段之任务 ,这两项任务之完成主要依靠庭审活动 ,庭审活动由举证、质证、认证这三个基本环节构成 ,而认证直接关系到质证后之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 ,直接关系到案件的终局裁判。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亟待协调的侦查制度与审判制度——从系统论角度分析

我国正在进行的刑事审判方式改革已经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但是由于改革后的审判制度与其它制度,尤其与侦查制度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使得审判方式的改革无法得以实现,刑事诉讼的整体功能也因此受到损伤。本文试站在系统论的高度上,揭示出侦查制度与审判制度协调的必要性,并分析二者存在冲突的原因,从而对建立与审判制度相协调的侦查制度提出一些建议。     

侦查程序权力重构与监督

侦查程序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开端,其定位正确与否将直接影响其他诉讼制度的设计和运行.目前国内的通说存在诸多弊端,对该程序重新进行独立定位可解决通说弊端.     

论刑事诉讼的证据裁判

诉讼民主化是现代国家迈向法制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刑事诉讼的民主化,既是遵循诉讼自身发展的规律的必然结果,也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而致的社会之巨大变革。在刑事诉讼民主化发展过程中,准确理解和把握证据裁判原则和制度的适用,意义尤为深远。     

看守所独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刑事执行体制以及刑事诉讼整体机制等方面的理论与现实探究引起了人们对审前羁押的诸多思考。司法职能的进一步优化配置、诉讼人权的明显改善及羁押管理的科学化对看守所的独立提出了迫切要求。从实际操作层面进行观察,在历史发展及现实体制上也可以看到这种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看守所的独立将为诉讼结构的进一步优化提供一个新的契机。     

沉默权不应再“沉默、－中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沉默权就是犯罪嫌凝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对司法机关和审讯人员的讯问保持沉默的权利。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其宪法或者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沉默权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承认被追诉人享有沉默权、确立沉默权制度已是历史的必然。其确立的时机和条件均已成熟。我们应当尽快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 ,再结合国外的立法经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沉默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