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业务考评制度的反思与重构——以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为视角

检察业务考评作为检察权运行的监督管理机制,在长期执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其主观理想主义的设计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滞后,未能全面准确地体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能特征.基于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和"法律守护人"的角色定位,立足于中国现实及社会背景,笔者主张用动态的检察权运行全程监控评判机制,取代静态的传统的年度考评机制.     

刑事和解视野下不起诉制度的完善与保障

刑事和解制度起源于西方。我国引进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节约司法资源。应当通过扩大检察机关相对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建立暂缓起诉制度等完善现行不起诉制度的途径来落实和体现刑事和解制度的精神实质,并应通过强化检察官的客观、中立义务、强化公众对检察机关行使裁量不起诉权的监督等,保障不起诉职权的正确行使,最终服务于刑事和解刑事政策,构建和谐社会。     

现实已经发生——论我国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

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与全国性刑事证据立法相对应,我国各地广泛开展了制定和实施刑事证据规则的试点,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又存在广泛的问题,其产生的动因主要是防止冤假错案,保持司法公正和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今后我国应该走全国统一刑事证据规则的道路。     

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应当准用于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

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极其罕见。虽然最新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公诉和自诉的规定,然而在适用现行程序法规定和证据规则的条件下,知识产权遭受侵犯的被害人很难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为了从根本上减轻知识产权刑事自诉人的举证负担,保障其自诉权能够真正实现,司法实践中应当将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准用于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     

论刑事检察公诉的特征与本质

刑事检察公诉的特征表现为检察机关依据其职能向犯罪发起的国家公权力的运作过程。其本质表现为以审查刑事追诉、监督刑事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为手段和载体,主张和维护国家和社会受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刑事检察公诉的特征、本质等事实存在,决定了其价值存在。为了实现其价值目的,刑事检察公诉必须立足于其职能属性,以实现国家和社会其他成员对刑事检察公诉的需要。     

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适用

未成年人犯罪被列为继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公害，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如何针对未成年人特殊的身心特点和特殊的失足原因，采取有别于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方式，从根本上矫正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近年来，国际社会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上呈现出非犯罪化、非监禁化、非刑罚化的趋向。在这种社会和司法背景下，被认为能够有效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开始在我国萌芽。     

如何把握刑侦过程中宽严相济的原则

面对刑事案件数量急剧上升的现实,我国司法界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对于"宽缓"的刑事政策,在我国学术界和侦查实务界鲜有探讨。根据在刑事侦查工作中极易出现的问题,应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前提,尽力避免"立案扩张"的做法,并严格规定和执行立案程序。     

青海省农村信用社

青海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自2004年10月正式启动以来，改革试点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业务经营实现了突破性进展，各项工作迈上了新台阶。截至2006年6月末，全省农村信用社共有正式员工2086人，     

刑事诉讼应设立公诉案件“控告才处理”制度

在现行刑事诉讼架构中,被害人在轻微刑事案件的处理中并未实质性发挥主动作用。在立法层面,尽管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70条对自诉案件的规定试图为被害人权益保护提供救济途径,但在实践中效果不佳;在司法实践层面,实务部门积极探索的刑事和解制度,虽然社会效果明显,但因欠缺理论依据而名不正、言不顺。在公诉案件中应设立控告才处理制度,对有些纯粹侵犯公民私人权益、对国家、社会利益没有造成明显危害的犯罪,只有在被害人向公安或检察机关提出控告时,国家才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以被害人行使控告权作为案件进入公诉程序的启动按钮。     

《拒绝辩护》一书向世人启示了什么？

在我们的目光开始关注美国律师作家现象的同时,我也读到了三部由我国执业律师创作的长篇小说:一本是由广东深圳华商律师事务所高树律师推出的《拒绝辩护》(2002年10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本是安徽省律师协会《安徽律师》编辑吴伟民(兼职律师)写作的《拒绝辩护》(2003年3月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一本是上海海燕律师事务所律师曹海燕撰写的《大律师》(2003年3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应该说,这是一种好现象,也是一种好风气,更是一种好势头。起码可以说明,我们的律师在繁忙的执业之余,敢于涉足多由专业作家驰骋遨游的领域,勇于以一种文学的笔法来反映和总结律师业及其发展取得的成果与面临的困惑、艰难、忧虑乃至愤怒。同时也可以说明,我们除了长于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还可以以其他表现方式和手段,理性地面对和思考司法改革、社会问题、政治理念对律师业的影响和作用。三部小说,各具特色,各具风采。毋庸讳言,他们不是专业作家,但是,“其文笔的流畅,放在文坛中不致于丢律师们的丑”(陈惠忠律师语)。三部小说表现方式各异,切入角度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将笔触伸到了法律的是非、道德的上下、良心的内外等难以把握、难以评判、难以决断的主题,主人公的表现或尴尬、或煎熬、或困扰、或痛心,不是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