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检察公诉的特征与本质

刑事检察公诉的特征表现为检察机关依据其职能向犯罪发起的国家公权力的运作过程。其本质表现为以审查刑事追诉、监督刑事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为手段和载体,主张和维护国家和社会受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刑事检察公诉的特征、本质等事实存在,决定了其价值存在。为了实现其价值目的,刑事检察公诉必须立足于其职能属性,以实现国家和社会其他成员对刑事检察公诉的需要。     

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适用

未成年人犯罪被列为继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公害，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如何针对未成年人特殊的身心特点和特殊的失足原因，采取有别于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方式，从根本上矫正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近年来，国际社会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上呈现出非犯罪化、非监禁化、非刑罚化的趋向。在这种社会和司法背景下，被认为能够有效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开始在我国萌芽。     

如何把握刑侦过程中宽严相济的原则

面对刑事案件数量急剧上升的现实,我国司法界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对于"宽缓"的刑事政策,在我国学术界和侦查实务界鲜有探讨。根据在刑事侦查工作中极易出现的问题,应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前提,尽力避免"立案扩张"的做法,并严格规定和执行立案程序。     

刑事诉讼应设立公诉案件“控告才处理”制度

在现行刑事诉讼架构中,被害人在轻微刑事案件的处理中并未实质性发挥主动作用。在立法层面,尽管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70条对自诉案件的规定试图为被害人权益保护提供救济途径,但在实践中效果不佳;在司法实践层面,实务部门积极探索的刑事和解制度,虽然社会效果明显,但因欠缺理论依据而名不正、言不顺。在公诉案件中应设立控告才处理制度,对有些纯粹侵犯公民私人权益、对国家、社会利益没有造成明显危害的犯罪,只有在被害人向公安或检察机关提出控告时,国家才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以被害人行使控告权作为案件进入公诉程序的启动按钮。     

《拒绝辩护》一书向世人启示了什么？

在我们的目光开始关注美国律师作家现象的同时,我也读到了三部由我国执业律师创作的长篇小说:一本是由广东深圳华商律师事务所高树律师推出的《拒绝辩护》(2002年10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本是安徽省律师协会《安徽律师》编辑吴伟民(兼职律师)写作的《拒绝辩护》(2003年3月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一本是上海海燕律师事务所律师曹海燕撰写的《大律师》(2003年3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应该说,这是一种好现象,也是一种好风气,更是一种好势头。起码可以说明,我们的律师在繁忙的执业之余,敢于涉足多由专业作家驰骋遨游的领域,勇于以一种文学的笔法来反映和总结律师业及其发展取得的成果与面临的困惑、艰难、忧虑乃至愤怒。同时也可以说明,我们除了长于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还可以以其他表现方式和手段,理性地面对和思考司法改革、社会问题、政治理念对律师业的影响和作用。三部小说,各具特色,各具风采。毋庸讳言,他们不是专业作家,但是,“其文笔的流畅,放在文坛中不致于丢律师们的丑”(陈惠忠律师语)。三部小说表现方式各异,切入角度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将笔触伸到了法律的是非、道德的上下、良心的内外等难以把握、难以评判、难以决断的主题,主人公的表现或尴尬、或煎熬、或困扰、或痛心,不是出家,     

刑事程序中的诱惑侦查研究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已为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所普遍认可并广泛运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常运用诱惑侦查的手段来破获案件,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缺乏相关的规定,使诱惑侦查的适用缺乏规范。鉴于此,应在研究诱惑侦查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法律层面上明确诱惑侦查的条件、程序、证明及相应的法律后果,从而全面构建我国诱惑侦查程序。     

“勉为其难”的责任 从刑事判决看公诉案件中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证据责任

笔者经过对诸多刑事判决研究发现,法官以被告人及辩护人没有提出证据支持辩护意见为由,对辩护意见不予采纳的现象非常普遍。很显然,这是要求辩方对自己的辩护观点承担提出证据并予以证明的责任,辩护律师对这种观点普遍持有异议,被告人也往往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或申诉。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被告人及辩护人在公诉案件中的证据责任问题显得极其重要。一、刑事判决书中法官要求辩方举证的几种主要情形第一种情形:辩方在反驳控方证据指出其证据存在着重大疑点相互矛盾时,法官要求辩方提出自己的新证据比如,在一起伤害案中,事发后被害人身负刀伤,指认…     

强行侦查权之司法制约的比较考察

错案的根源在于侦查。故欲保证案件质量 ,则须加强对侦查权的制约。用刑事裁判制约侦查权 ,不但为现代各国刑事诉讼立法所承认 ,也被国际公约所认可。我国刑事诉讼法未规定刑事裁判权对侦查权的制约 ,侦查权基本上处于不受制约的境地。如此 ,则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为履行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 ,强化对侦查权的制约和对犯罪嫌疑人之人权的保障 ,我们应当设立刑事裁判权制约侦查权的制度。     

市民社会基本精神与刑事和解正当性分析

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发生后,让犯罪人与被害人及其支持者会聚在一起。在协调人的主持下共同讨论犯罪解决方案的一种恢复性程序。会议的通常结果是达成一份犯罪人以某种方式赔偿被害人的协议,同时也希望犯罪人能从与被害人的会见中受益。其目的是恢复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在全球法律文化交流加速和国内和谐社会建设升温的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也开始进人我国刑事法学     

和平年代的“白求恩”们

提起加拿大，中国人就会想起白求恩，那个工作战斗并最后牺牲在中国抗日队伍中的加拿大共产党员。我有幸在和平年代通过由加拿大国际开发署资助、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间加拿大律师协会合作举办的“刑事司法改革和辩护技能培训项目”．结识了几位来自白求恩家乡的律师。在他们的帮助下，全国律协创造了历史上5个第一：律师第一次在国家立法中作为一个整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完成并向全国人大提交了从辩护权的角度对刑诉法所做的再修改稿；创建了第一个刑事律师网站；第一次在全国各地举办大规模的中外合作的律师培训：第一次创立了每年一度的“中国刑辩律师义务宣传日”；第一次创建了以刑辩为题材的季刊《刑辩之苑》。同这些加拿大律师们工作在一起，是一次次灵魂被洗涤和升华的过程，明白了毛泽东的一篇《纪念白求恩》，为什么会教育和激励几代中国人。如果你是我，你也一样会真切地感受到白求恩还在。并且从未真正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