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精神损害赔偿应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是否应包括精神损害赔偿,一直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我们如果从现行法律规定的现实危害性、法理依据、法律依据及历史必然性等方面来论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重要性、紧迫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则可能会取得一些有益的收获。     

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沟通中社会信任问题研究

在风险社会中,有针对性地进行风险沟通已成为应对风险不确定性的有效手段.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具有"脱域"特质的陌生人社会逐步形成,且移动智能终端进一步普及使得生活场景向虚拟化趋势发展,社会生活现状的改变对风险沟通提出了新要求.应从风险治理、立法完善、专家系统以及公众参与等方面着手完善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沟通中的社会信任机...     

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机制的重构

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机制欠缺周延,难以应付愈演愈烈的商业贿赂犯罪态势。重构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机制刻不容缓,应将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工作人员纳入商业贿赂罪的主体范围;加大对单位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将贿赂内容扩大到一切不正当利益,加重财产刑,充实资格刑;由检察机关统一查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设立污点证人制度,瓦解商业贿赂当事人之间的默契;加强反商业贿赂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数字政府建设中个人信息保护的风险规制路径

公共部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完善是建构数字法治政府的必由之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采取了公私部门一体调整的宣示性立法模式,目前既无法为公共部门个人信息保护提供足够的规则指引,也未充分满足数字政府建设的需要。数字政府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的建构,不仅需要考虑公共部门相对私人部门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特殊性,还要兼顾数字政府在技术和治理这两个层面的革新,进而制定专门规则。风险规制模式不仅是世界范围内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发展趋势,而且能够为一体调整模式提供理论基础。通过风险预防原则的适当运用,对个人信息权利的风险化解释与调适,风险管理、风险交流和风险评价等风险规制机制的灵活运用,以及合作治理、独立规制机构、技术治理、回应治理、试验规制和软法之治等风险规制策略的共同配合,建构以风险规制为导向的数字政府个人信息保护机制是我国未来的最优选择。     

高校辅导员学生信任的现代性风险及其防范

信任是人类社会的基础。辅导员与学生之间教育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职业价值实现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也决定了学生信任是其职业价值实现的不可或缺的软变量。然而随着现代性的行进,信任的社会情境已经嬗变,诸多不利于信任存续的社会现实精神与文化已经凸显。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辅导员的学生信任难免会遭遇现代性及其衍生的信任风险。学生对辅导员信任的主要模式将由传统的伦理型信任向现代性的理性型信任转变。辅导员须树立现代性思维,强化信任风险意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赢取并呵护好学生信任,要以信任唤醒学生信任、用关爱密切学生关系、凭能力熔铸学生认同、靠开放性疏解学生疑虑。     

论风险预防原则的适用要件——以国际环境法为背景

作为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风险预防原则已经在许多国际环境协定中得到了直接的规定或间接的反映。在适用风险预防原则的过程中,需要遵循以下三个方面的要件:1.适用风险预防原则的前提条件,包括风险阀值和科学不确定性的确定;2.依据风险预防原则进行决策的过程中需遵循的要件,包括成本效益分析以及根据不同的风险水平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3.执行风险预防措施的过程中需遵循的要件,包括对措施的后期审查及相关科学信息的收集。     

筑牢城市安全发展根基

安全发展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和人民安全事务,将公共安全风险的预防和治理作为国家重大事务之一,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构想。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把安全发展贯穿...     

企业合规责任论之提倡——兼论刑事一体化的合规出罪机制

目前企业合规出罪难题被拆解为事前合规与事后合规、合规从宽与合规出罪、实体出罪与程序出罪等相互对立的维度,无法形成具有说服力的合规出罪解释性理论。刑事一体化视野下的企业合规出罪理论主张重构单位刑事责任原则,将合规出罪引入单位刑事责任认定和刑事诉讼全流程,对事前合规与事后合规的出罪功能具有融贯的解释力。作为一种新型的组织体责任论,企业合规责任论使有效合规计划成为单位刑事归责阻断事由,发挥阻断单位成员违法行为向单位归责的出罪效果,而未满足出罪条件的合规计划也能影响单位刑事责任大小。企业合规出罪还需要发挥合规补救和合规评估等程序性要素在单位刑事责任认定中的作用,并通过刑事诉讼程序优化合规出罪的合理性。刑事一体化的企业合规出罪机制之构建既要在刑法中确立体系性的企业合规责任制度,也应在刑事诉讼法中建立全流程合规评估与程序分流机制。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网络暴力的规制模式

面对网络暴力的滋生蔓延态势,有关治理对策接续推出,治理手段不断优化。刑法规制是网络暴力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侮辱罪、诽谤罪等相关罪名的适用在具体追诉程序之中陷入困境,使得权益保障的功能未能得以充分发挥。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正在制定的惩治网络暴力专门规范性文件,坚持刑事一体化的理念,将畅通刑事追诉程序作为网络暴力刑事治理的破题之举。基于刑事一体化视角溯源观察可以发现,宜将网络暴力的治理重心由事后追责转向事前防范和事中救济,着力建构长效机制。对此,要通过推进《反网络暴力法》的制定和配套刑法规定的修改完善,实现对网络暴力的标本兼治。     

对单位经营性财物“少查慎冻慎扣”理念之阐释

我国刑事诉讼“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重人身、轻财产”等传统理念在涉案财产处置领域的延续,使得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在立法和司法上均处于失范状态。借鉴“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成功经验,考虑到对单位经营性财物处置的特殊性,可以通过培育对单位经营性财物“少查慎冻慎扣”的理念,促进对物强制措施的立法完备与司法规范。“少查慎冻慎扣”理念要求树立权利保护意识和正当程序理念,坚持比例原则,践行权力行使时的司法克制主义,以及权利保障时的能动司法观。“少查慎冻慎扣”理念的培育需要通过司法行政手段完成行为塑造,通过宣传培训实现认知提升,最终通过配套制度的完善达成理念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