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当日子从冬天的末梢滑过,春天会随之款款而来。新年伊始,展望电子政务之前景,有老生常谈的旧问题,也有新技术应用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思路。电子政务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并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一定位应该更加坚定;政府职能的侧重点应该转移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为此应调整政府组织结构层级,下移     

忤逆——香港青少年对父母施暴现象及临床干预模式的探讨

近来,在华人社会的香港出现了一些忤逆父母的案例,即未成年子女对父母非但不孝而且施以暴力。作为一种违背人类伦理的社会现象,目前东、西方社会尚鲜见关于此的学术研究。通过对该领域内已有的研究进行回顾和梳理,可以总结出未成年子女对父母的暴力行为的相关因素,但是这其中大部分研究多为基于统计数据对青少年忤逆这一社会问题的描述性讨论。为此,本文另辟蹊径,通过结构视角去理解子女对父母的暴力,及其家庭治疗作为干预手段的潜在优势,并辅以一个真实的临床个案分析。最后,提出了未来对此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东亚军事同盟与区域合作之关系——一种机制视角的分析

军事同盟是东亚区域合作构建迟缓的症结所在。但共存一域的两种机制——军事同盟和东亚区域合作,其各自的地缘政治特征存在冲突。军事同盟的地缘政治逻辑强调以邻为壑,而区域合作的地缘政治逻辑强调以邻为伴;东亚军事同盟具有双边-非对称性结构特征,强调同盟内部观念的同一性及同盟与他者的差异性,而区域合作是一种多边结构的构建,强调观念的包容性。双边同盟很难汇聚多边利益,而双边-非对称性的同盟结构,使次级同盟成员处于绝对劣势,在增强其对主导盟国的依赖度的同时也减少了其政策选择度。军事同盟与区域合作构建均具有谋求利益与安全的功能。但军事同盟强调现实的、短暂的安全利益,以军事合作为特征。区域合作则兼顾现实和未来的中长期利益,以全面合作为特征。军事同盟提供的安全产品的受众是参与同盟的国家,区域合作提供的安全产品的受众是本区域的全体成员。     

索取非法“债务”拘押他人的刑法定性

在现行的法律层面上，非法拘禁罪和敲诈勒索罪泾渭分明。当这两者有内在联系结合在一起时成为相对的结合犯，即绑架罪。如果行为人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实施拘押的行为，由于两者内在的必然联系而构成绑架罪毫无疑义。但如果行为人为索取高利贷、赌债等不受法律保护的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就使问题复杂化了。对此，目前的司法解释以非法拘禁罪论处。这实际上认可了索取高利贷、赌债等不受法律保护的债务不具有非法占有性。索要实为“非法”甚至违法的债务，是意图非法占有他人钱财的行为，结合拘押、绑架他人的行为特征，应以绑架罪论处。     

论网络人际互动结构的基本构成

结构是事物的存在形式。网络人际互动作为一种网络社会空间中的人际交往实践系统,其结构由内部诸多要素构成,包括互动主体的角色与行为要素、技术支撑与时空要素、内容要素、互动过程要素及其效果要素等,从而呈现出网络人际互动结构的多维性特征。同时,由于不同的要素在整个网络人际互动实践系统中的地位不同、状态表征不同、发挥作用的不同,从而又呈现出鲜明的层次性特征。     

浅析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以福建省漳州市劣质猪油事件为例

近年来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日益增加使人们越来越关注食品安全问题,我国刑法在惩治这类犯罪案件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在处理危害食品安全罪的规制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也日趋明显.因此有必要对危害食品安全罪的刑法规制问题进行探讨,分析其存在的缺憾,进而对如何完善食品安全刑事立法提出建议,以期解决当前食品安全刑法规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的社会工作本土化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在不断推进的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过程中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亟待解决。社会工作作为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新型工具,也是一个"舶来品",在引入的过程中,为了更好的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与服务对象的多样化需求,还要经过理论与实践方法和技巧方面的双重本土化。而在社会工作进行本土化的过程中,既要面对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保守思想带来的介入困难,又要满足我国社会结构转型时代背景下的新需求。本文通过对结构转型时期我国社会的特点及存在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对东北地区为社会工作本土化做出有利影响的组织机构的资料收集,以及通过在北京地区的社会工作实践总结出的经验和困境,从而为社会工作在我国的本土化提出一些建议。     

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访毕节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文松波

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是广大党员干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应有之义和基本要求。针对村级活动场所"空置"、联系服务群众"空岗"、村级集体经济"空壳"问题,村级运转经费、村干部报酬经费、村级专项工作经费运转如何?本刊记者就此进行了专访。     

论我国水污染的刑法规制

水是生命之源,是生命赖以存活所必须的物质。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工业的持续发展,人类对水的需要越来越多,对水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然而,我国刑法对人们赖以生存的饮用水污染防治却是空白的,刑法作为具有重大威慑力,具有刚性强制力的保障法应该发挥其应在饮用水污染防治上的独特作用。水污染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决定了将其规定为犯罪的必要性。将水污染行为予以犯罪化是必然趋势。     

论《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十大重大修改和完善

《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作出了重大修改和完善,加大了惩处腐败犯罪的力度,进一步完善反腐败的立法规定,严密了腐败犯罪的制度之笼.贪贿犯罪由单纯的“数额”标准修改为“数额或者情节”标准;修改贪贿犯罪量刑幅度;废除贪贿犯罪的交叉刑;废除贪贿犯罪中绝对确定的法定刑;进一步扩大贪贿犯罪坦白从宽的适用范围;修改行贿罪处罚标准,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严密行贿犯罪法网;增设财产刑,加大对贪贿犯罪的处罚力度;对贪贿犯罪增设死缓期满后适用终身监禁;删除贪贿犯罪中行政处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