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实证研究及刑法保护体系建构

应当重新认识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重要性,重新检视我国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工作在刑事立法、执法和司法方面存在的问题。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案件作为研究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有效样本,参照全国法院审理的一系列热点、难点案件,可以对当前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案件的特点进行精准分析。以此为基础,全面梳理司法实践中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案件审理中面临的刑法适用难题、刑法和司法解释缺陷,从而提出构建全方位、全链条的野生动物刑法保护体系的思路。     

轻罪刑事立法的理解与适用 ——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轻罪”系法定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随着轻微犯罪的案件数量及比例逐渐升高,刑法修正案所体现的“轻罪化”特征愈发明显。轻罪刑事政策实现了对传统重刑主义的扭转,罪刑设置从“厉而不严”转变为“严而不厉”,刑罚功能从以威慑警示为主转变为以教育引导为主。轻罪刑事立法可以避免动辄适用重罪、弥补法律规范空白、塑造民众的规则意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刑事立法举措。《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3个最高刑为1年有期徒刑的轻罪,妨害安全驾驶罪避免了轻罪重判,危险作业罪具有积极预防的效果,高空抛物罪补充了民法救济的不足。未来轻罪刑事立法应考虑到危害行为的类型化,以法益保护目的为指引,总结和预见犯罪规律以建立类型;注重与刑法谦抑性的调和,严格把控罪与非罪的界限;把握预防刑法中“危险”的限度,只有达到“重大”程度的法益侵害危险行为才能为预防刑法所规制。     

如何从刑法的维度对人工智能进行规制

刑事责任能力是犯罪主体的核心要件,因此,人工智能机器人是否能成为刑事责任的主体,关键的标准之一是其是否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能力.对于弱人工智能主体而言,因它不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能力,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所以必须坚持传统犯罪主体理论,在现有的刑法框架内定罪处罚.对于强人工智能主体而言,从刑法内部构成的教义学层面分...     

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问题现状与其改进建议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视也随之提高。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演艺明星,几乎每个群体或多或少都遇到了个人信息泄露的情况。由于信息技术发展速度过快,所以相应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并没有跟上发展速度。规章制度的不健全,也使得公民的个人信息更容易遭到他人的侵犯。在信息化时代,公民个人信息也成为数据资产的一部分。所以有许多不良企业、不法商家将公民的个人信息售卖给相应机构。因此,本文将具体讨论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当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希望能够为相关读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刑法》视阈下涉人工智能犯罪应对措施研究

随着现代科技的深入发展,人工智能技术逐渐为机械赋予了一定的“类人智慧”,在促进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风险和法律问题。通过对当前刑法能否规制人工智能犯罪的研究,本文将涉人工智能犯罪划分为足以规制、规制不足以及无法规制三种类型,并分别针对不同的犯罪类型提出了相应的刑法应对策略,包括通过司法解释补齐规制漏洞、完善部分犯罪的构成要件、增设相应的新罪名等,以期为构建并完善涉人工智能犯罪的刑法规制体系提供借鉴与参考。     

刑法修正案视角下的溯及力问题研究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达到保卫国家安全、社会主义制度、国有财产、公民私人财产、公民人身权利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等的目的,从而保障社会主义的和谐建设。而我国《刑法》已经经过了多次修正,包括全新个罪下的新增罪状和原有个罪下的罪状修正等类型。本文介绍了《刑法》中个罪罪状与定刑修正条文的类型划分,以及《刑法》中个罪罪状与定刑修正条文具体适用的溯及力,并将《刑法》中个罪罪状和法定刑同步修正条文的溯及力阐述如下。     

我国死刑制度重刑化顷向及原因分析

我国1997刑法典仍存在重刑化倾向,表现在：控制死刑适用环境污染 有重大突破,死刑罪种没有大幅度削减,绝对确定的死刑规定有增无减,死刑量刑幅度过大。我国刑法中死刑过多,与国际轻刑化趋势不相符合,不利于我国刑罚目的的实现,死刑不仅有较大的副作用还可能在刑事诉讼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我国死刑居高不下的主观原因有封建重刑思想=传统价值观和刑罚观的影响,现阶段我国经济不发达、社会治安状况严峻和刑事立法体制的制约是其客观原因。     

论单位犯罪的辨护权

现行刑法在立法上确实了单位与自然人同为我国刑事法律主体的二元机制。但基于传统刑事理论对单位犯罪的否定,导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单位犯罪辩护权规定的相应阙如。程序立法的失缺,必阻碍实体法的实施。鉴于此,本文对单位犯罪辩护权理论作了些尝试性探讨,并对单位犯罪辩护权的保障提出了建言。     

我国死刑制度重刑化倾向及原因分析

我国 1 997刑法典仍存在重刑化倾向 ,表现在 :控制死刑适用未有重大突破 ,死刑罪种没有大幅度削减 ,绝对确定的死刑规定有增无减 ,死刑量刑幅度过大。我国刑法中死刑过多 ,与国际轻刑化趋势不相符合 ,不利于我国刑罚目的的实现 ,死刑不仅有较大的副作用还可能在刑事诉讼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我国死刑居高不下的主观原因有封建重刑思想、传统价值观和刑罚观的影响 ,现阶段我国经济不发达、社会治安状况严峻和刑事立法体制的制约是其客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