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螺旋CT检查在尸体颈椎损伤中的应用

对需要在尸体检验时进行颈椎多层螺旋CT(MSCT)检查的情形进行讨论,研究利用MSCT对疑有颈椎损伤的尸体进行颈椎检查的方法,并对一例疑似颈椎损伤尸体的颈椎提取后进行MSCT检查。发现对疑似有颈椎骨折尸体提取颈椎进行MSCT检查,可以快速精确地显示颈椎的细微骨折及骨折的空间分布,从而推断致伤方式。解决了传统尸检中费时费力,容易漏诊和误诊的问题。     

应当招标而违法询价采购行为的刑法解释

根据刑法文理、目的、逻辑和体系解释理论,招标采购中的串通投标行为与本应招标而违法以询价等其他方式采购中的串通报价行为,在社会危害性、行为违法性及应受刑罚处罚性方面基本相当。因此,对于故意以询价采购规避本应招标采购中出现的串通报价行为,应当以串通投标罪定罪处罚。     

浅析偷越国(边)境罪的成因及对策

目前在我国,偷越国(边)境活动愈来愈猖獗,不仅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出入境管理秩序,而且危及到了我国社会治安的稳定。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偷渡人员的文化知识水平低下,容易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的影响,法律观念比较淡漠。公安司法机关应从消除偷越国(边)境犯罪的诱因入手,加强出入境检查和对边防口岸的管控力度,加强国际协作,加大打击力度。     

我国行刑社会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探求和实践着行刑社会化理念,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行刑社会化较发达的国家相比尚存在差距。因此,应当在刑法人道性、谦抑性等价值理念的指引下,准确把握我国行刑社会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并有效地予以改进和完善。     

高光谱成像技术在生物物证领域的研究进展

高光谱成像技术能同时获取物质的空间和光谱三维成像,在一定的空间分辨率下获取宽谱段范围内物质独特的连续特征光谱,对生物物质的精细分类和识别具有突出的优势。随着高光谱成像技术的发展,其在数据获取、图像处理及物质检验的探索过程中已经积累大量数据。作为新兴技术手段,高光谱成像技术具有独特的自身优势和广泛的应用前景,其与案件现场常见生物物证血液（斑）、唾液（斑）、精液（斑）、汗液（斑）、毛发、指甲、骨骼等结合可实现物质的快速分离、检验与鉴定。本文将介绍高光谱成像技术的基本理论及其在常见生物物证检验中的应用研究,并对各技术应用于生物物证检验与鉴定的可行性和当前发展现状进行分析,以便为新技术的开发提供理论基础,促进高光谱成像技术在相关生物检材检验中的进一步研究与发展,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法医学鉴定实践。     

论我国管制刑的现状及其完善

管制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限制自由刑,符合刑罚轻刑化、开放化的发展方向,但由于管制刑在实践操作中存在许多问题,适用率较低,由此引发管制刑的存废之争一直不断。管制刑在我国有其理论依据和社会基础,应通过制定实施细则,完善内容,增强惩罚性,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等方面加以完善。     

公众参与背景下多源流理论如何更好解释中国的政策议程设置？——基于多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政策议程设置是一个充满模糊性的场域,这种模糊性被称为“刻意的模糊性”,隐含着政策操作的内在逻辑,整个政策过程也被比喻为德尔菲神谕的传递过程。公众参与作为打开“政策黑箱”和破解模糊性的一把钥匙,契合了政策世界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文章基于多源流理论模型,对既有文献进行挖掘,架构出影响公众参与的五个关键要素,即参与意识、参与能力、价值取向、参与渠道和政府形象,并采用多案例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和个案检验方法,分别考察公众参与要素内输入源流的配适性和不同要素的实质效力。研究发现,公众参与的五个要素对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等三股源流的流量、流向和水质有着不同的影响机制和影响路径,并且构成源流发生变迁的必要条件也有所差别。公众参与要素在源流运行中发挥着要素牵引的功效,牵引着问题源流触发议程设置、使漂浮的意见主张落入“政策原汤”和促使领导重视并开始介入,呈现“问题—压力—回应”到“参与—互识—俱进”的逻辑轨迹。在公众参与背景下,三股源流逐渐趋于耦合,从而打开政策之窗,建立政策议程,促使源流图谱发生变迁。     

德日“法益说”适应中国的“四维”改良

德日的法益说以违法一元论为主流,不区分刑法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德日国家“刑法保护的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三者没有实质区别,因而是并列关系。而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存在表明我国的犯罪与一般违法严格区分,刑法位于法律体系的第二道防线,保障由民法、行政法调整所形成的法律秩序,刑法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之间是梯次关系。所以,移植德日的法益说需要实现从并列关系到中国“刑法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之递进关系”的转变。我国对德日法益说需要进行“四维”改良：保证刑法法益根源于宪法的精神和基本原则;将被犯罪侵害的法益纳入国家整体法律秩序以实现“刑法法益”性质的转变;给刑法法益加入量的限定,即对刑法法益在质的基础上进行量的考察;为适应处罚预备犯和抽象危险犯,还需把刑法法益的内涵在“实害+具体危险”的基础上继续拓展到“抽象危险性”。     

刑法第306条的理性解读

刑法第306条是对刑事辩护权的限制和对律师职业的歧视,它被形象地称为悬在辩护律师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对比刑法其他相关条文,不难发现刑事辩护在我国遭受立法歧视的现实.刑事辩护没有空间,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在中国立法活动被异化为纯粹的权力、利益的较量.二是中国缺乏公正对待刑事辩护的土壤:制度上中国不具备弹劾式诉讼构造和正当程序模式;理念上中国没有真正贯彻无罪推定的原则和人权保障的价值观念;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缺乏法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