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证人的拒绝证言权

拒绝证言权是指证人在司法机关要求其提供证言时基于法定的事由而得以拒绝的权利。各国刑事诉讼中多有此项证人权利的规定。大陆法系国家规定的拒绝证言权的对象和范围相对英美法系国家宽泛。立法者承认证人有拒绝证言的权利 ,是在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间价值权衡的结果 ,在逻辑上和学理上是沉默权延伸的必然结果。因此 ,拒绝证言权不仅仅是证据法上的一项抗辩权 ,更应属于基本的人权范畴。拒绝作证权在我国有实行的必要 ,应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证人拒绝作证权制度 ,包括拒绝自陷其罪权、亲属之间拒绝证言权和职业、公务上的拒绝证言权。     

转化型抢劫罪的认定

抢劫罪既侵犯财产权利，又侵犯人身权利。是侵犯财产罪中危害性最大，性质最为严重的犯罪。由于主客观诸方面的原因，涉及抢劫的具体案件是极为复杂的。实践中常出现盗窃、诈骗、抢夺转化为抢劫的案件。     

对刑法第336条第二款规定内容的思考

《刑法》第336条第二款规定：“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擅自为他人进行节育复通手术、假节育手术、终止妊娠手术或者摘取宫内节育器，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两高将其罪名确定为“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笔者认为该罪状的表述和罪名的确定均有不妥之处，应当修改和完善。 　　首先，罪名确立不准。节育手术乃节制生育手术，包括以下两大类，一是绝育手术，即输卵管、输精管结扎术和粘堵术；二是安置宫内节育器术。并不包括罪状中列举的节育复通术、终止妊娠术、摘取宫内节育器术,更不包括假节育手术。因此,“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这一罪名不能全面正确反映《刑法》第336条第二款的内涵和外延，将其罪名改为“妨害计划生育手术罪”更为适宜,因为,上述手术一旦违反国家规定擅自完成，必将妨害我国计划生育管理秩序。     

论重建科学的犯罪构成理论与刑法文化移植（上）

我国目前通行的犯罪构成理论 ,因其存在的合理性 ,而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同时 ,因其科学性上还有缺陷 ,因此需要进行整合重建 ,以更加适应新世纪同刑事犯罪作斗争形势的需要。在整合重建时 ,需科学采用东西方刑法文化的“可用资源”。从时空的流转来看 ,刑法文化移植整合 ,既涉及古往 ,又涉及今来 ;既涉及国际刑法文化 ,又涉及国内刑法文化 ,问题的关节或契机是所处的时代。移植整合而铸就的新理论的出现 ,乃是时代的产物。     

论刑法对利益的调整和保护

法律对权利义务的分配就是对利益的分配，隐退于刑法规范之后的利益观在决定刑法价值观、认识犯罪本质以及罪刑法定原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刑法对人们行为的２与保护就是对利益的比较选择，而对显身于刑法规范之中的利益，刑法具有与其它部门法显著不同的调控方式。     

论追诉时效超期适用制度

为防止追诉时效制度轻纵犯罪人 ,有必要实行追诉时效超期适用制度 ,我国刑法有此规定 ,但对该制度的适用需从理论上进行进一步探讨 ,以期达到其立法理性思考与司法可行性操作的完美结合。     

对将挪用公款存入银行或被银行扣还贷款应否追缴的法律综述

前些年，在把挪用公款被银行扣还了所欠贷款，应否追缴的问题上，出现过不同的作法，有的人认为银行扣还贷款是合法的，银行是国家的，无需追缴。将挪用人与使用人以“不退还”改变案件定性以贪污论处了事，有的因数额巨大被批准判处死刑。1997年刑法修改后最高人民法院对挪用公款案件的司法解释中，又将“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解释划定为因客观原因在一审宣判前不能退还的。     

国家工作人员之刑法研究

关于刑法上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 ,先后颁布了最高法律、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这在我国法律制度中实属罕见。但是 ,随着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 ,国家工作人员在外延也发生着动态变化 ,因此必须在兼顾现实性与前瞻性的前提下 ,从国家工作人员的公务特征出发对刑法第 93条之规定予以阐释 ,为司法实践和立法完善提供理论基础。     

论关联犯罪

一、引言方法的更新能带来学科的变革 ,科际整合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的方法在现代科学研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①。在民法理论上 ,民事法律行为以法律行为的相互关系为标准 ,被分为主行为与从行为两大类 ,其中主行为是不以他行为存在为自身存在前提的法律行为 ,从行为是以他行为存在为其存在前提的法律行为。② 在刑法理论上 ,迄今还没有与之类似的主从犯罪行为理论 ,但在现代刑事立法中 ,基于堵源截流控制犯罪的需要 ,立法者往往将某些紧密相连的危害行为同时规定为数个犯罪。运用民法理论上主从行…     

扭转“渎职侵权”案源不足局面

1997年以来，随着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刑法的相继实施，使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滑坡，办案数量大幅度下降，追根溯源，主要还是案源不足。要解决这一问题，扭转案源严重溃泛的局面，有效的办法应当是主动出击，变等米下锅为找米下锅，结合贯彻落实高检院《关于加强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决定》的精神，在解决案源问题上要不断拓宽侦查视野，延伸捕捉案件线索的触角，建立健全情报信息网络体系，开创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