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割裂到弥合：政府技术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政府技术治理研究正在经历一个"吸纳"与"排斥"对峙的割裂发展阶段,重构政府技术治理概念结构,能打开政府技术治理研究的弥合之窗。政府技术治理概念的本质属性是多主体使用现代信息化操作工具及其知识体系实现政治和公共行政目标的过程,信息循证主义和数字技术嵌入双重维度及其质化指标共同构成政府技术治理的概念结构。政府技术治理既是现代信息技术创造问题域和权利域、公共需求样态转变亟待回应等外部推力的结果,也是政府为探寻治理创新路径、夯实公共权威的内生选择。赋能数字经济发展、驱动社会应急管理智慧化和推进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是政府技术治理的可为路径。发挥政府技术治理效用,必然要维系治理价值和技术的平衡,突出治理中"人"的主体作用。     

刑法谦抑性应成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的谦抑性为冰冷的法条增添了一抹暖色。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于人权的保障和市场经济主体的创新活力的保护越来越关注,刑法的谦抑性越来越受到重视。鉴此,应将刑法谦抑性作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我国正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时期,重视刑法的谦抑性对于建设法治社会、保障公民合法权利乃至促进经济稳定健康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艾滋病人卖淫嫖娼行为的刑法评价

艾滋病群体属于特殊的弱势群体。卖淫、嫖娼行为则常常为道德所不耻,在中国法律体系中,一般属于行政违法行为。特殊主体与一般违法行为的不当结合,产生了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也使其进入了刑法的视野。但是对这一行为在刑法上应当如何评价,在理论和实务中却存在着各种争论与冲突。总结各种观点,大多认为其可能构成传播性病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当然也有学者提出增设传播艾滋病毒罪的主张。笔者则认为该类行为宜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罪。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变迁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为视角

1997年《刑法》以数额为中心的定罪量刑标准缺乏社会适应性;各法定刑量刑幅度交叉现象严重;贪贿犯罪刑罚减免规定存在"宽严皆失"的弊端;生刑与死刑差距过大,资格剥夺措施一直缺位。《刑法修正案(九)》虽针对诸多问题作出了调整,但贪污与受贿的关系、终身监禁的落地实施等问题仍有待研究。为此,应降低贪贿入罪标准,扩大地方自由权,以无期徒刑重构终身监禁制度,厘清贪污受贿关系并严密刑罚裁量情节,废除贪贿犯罪刑罚减免制度。     

2019年中国刑法实施报告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伟大日子。70年来,在中国的刑事法治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中国刑法学在始终恪守重视基础理论的总结、创新与完善的基础上,亦更加主动地回应社会现实关切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凸显出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功能,弘扬了新时代我国刑法学鲜明的问题意识与自主意识。相较以往,2019年度刑事犯罪在涉众型、风险型、科技型等领域较为突出,呈现出涉案金额巨大、危害面广、手法多样且不断翻新等特点。2019年度刑法实施报告主要将以下七个板块作为研究重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刑事法治和刑法理论的变迁与反思、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与完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人工智能时代刑法挑战的前瞻应对、互联网金融领域腐败犯罪治理防范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体适用问题及民刑交叉、行刑衔接等问题。     

考试作弊行为的刑法规制

阐述适用刑罚手段规制作弊行为的必要前提,结合典型作弊案例,对现阶段我国刑法关于作弊行为的处理进行研究并提出对策建议。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GDP中高速增长研究

中国GDP高速增长的传统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原来的红利因素减弱,因此,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是经济增速理性回归的内在要求。同时,通过再造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新红利和动力系统,有效保障新常态下GDP的中高速增长。通过GDP中高速增长,实现经济提质增效,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时尚家居

1二合一垃圾箱这款产品将垃圾箱和吸尘器设计成了分体式,吸尘器可以单独使用,不需要的时候可以直接卡在垃圾箱前面的凹槽内,与垃圾箱融为一体。另外,把吸尘器卡到垃圾箱上时,也可以通过垃圾箱上的电源对吸尘器充电。     

概念谱系、制约因素与路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协商治理探赜

从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社会协商对话"到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深入开展"社会协商",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协商,其概念谱系与核心要义渐趋明晰,在实践中也逐步形成了多元主体平等协商、合作共治的中国特色社会协商治理模式。但是我国的社会协商治理突出地面临着价值认同约束、主体边界约束与制度供给约束等多重困境,应从涵养认同基础、重构主体边界、完善制度体系等多维路径入手,全面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特色社会协商治理新格局。     

考试作弊的刑法规制——立足于《刑法修正案(九)》的探讨

考试作弊有损考试权威,破坏公平,丧失诚信,有必要入刑,这在《刑法修正案(九)》已经体现,国外也有相关立法规制。我国刑法有关考试作弊包括了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代替考试罪。刑法规制虽然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止"破窗效应",提高国家考试权威性和公信力,但司法上存在适用范围、罪数形态以及违法阻却性事由等问题,对此有必要出台相应司法解释,完善教育法,制定考试法,不仅从法律层面,还要从制度、社会、个人多个层面入手根治考试作弊行为。